隋唐#秦汉与隋唐之间——《六朝文明》述评( 二 )

魏晋南北朝的文明形态与统一时期的汉代和唐代都不同，具有从汉文明向唐文明的过渡特征，总体上是汉代传统的延续，但不断有新的文化因素注入，如北方游牧民族文化、中西亚异域文明、佛教文明等，经过三百多年多种文化因素的融合，最终成就了灿烂的隋唐文明新气象。丁爱博在叙述伊始写下了这样的导语，“当亚当和夏娃逃离伊甸园的时候，亚当安慰哭泣中的伴侣。‘别哭，亲爱的，一切都是暂时的’”，这正是对魏晋南北朝文明的过渡性特征的恰当概括。
为揭示魏晋南北朝文明的过渡性特征，《六朝文明》以“发展”与“变迁”为线索将零散的考古材料贯穿起来，分四个板块进行阐述。一是城市形态的演变。对南北方各中心城市的建设历程和主要遗存作了介绍，虽然没能吸收近些年城市考古的最新成果，但还是勾勒出了一条清晰的汉唐之间城市形态的演变脉络，准确把握了中国古代城市的政治和礼仪特质，而且结合历史文献与考古遗迹描绘了曾经生动的城市生活。二是丧葬礼俗的变迁。分阶段和地域叙述了墓葬建筑、墓地设施和墓内陈设，从丧葬礼仪行为的视角讨论了魏晋南北朝的丧葬文化源流。三是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用出土器物和图像资料叙述了日常生活中的家具、服饰、食物、交通方式、娱乐等，结合历史文献对南北方的文化差异作了精彩的讨论。四是佛教与道教。认为外来佛教对魏晋南北朝社会与思想的影响远大于本土的道教，因此这部分主要是对佛教艺术的讨论，通过佛教造像、寺院和石窟寺遗存考察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情况，对佛教初传中国的路线、佛教艺术的中国化等重要议题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值得一提的是，丁爱博对以上问题的讨论，并不是站在“他者”的视角，而是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所作的观察，如对佛教、祆教等外来艺术的讨论，并没有强调对中国文化的改变，而是强调这些外来文化因素的中国化，这点是符合客观情况的，也足见他对中国文明的理解是比较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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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太原娄睿墓墓道壁画（局部）。山西省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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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棺盖“列女传图”正面部分。山西省博物馆藏
著与译之间的学术交往
丁爱博很早就立下了向他的老师薛爱华（Edward Schafer）看齐的目标，希望能写成一部类似于《唐代的外来文明》（吴玉贵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六朝文明专著。现在看来，这部积三十年之力而写成的《六朝文明》达到了他的预期，完全可以与薛爱华的著作媲美，二者称得上西方汉学家关于中国中古文明研究的“双璧”。丁爱博早年求学于华盛顿大学、台湾师范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后又任教于夏威夷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教学和研究方向一直聚焦于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六朝文明》外，他还撰有《早期中古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等重要著作。丁爱博在魏晋南北朝研究领域持续耕耘六十余载，年逾九十仍笔耕不辍，2019年又主编出版了《剑桥中国史·六朝卷》。他称得上是最懂魏晋南北朝史的外国人之一。
我深知《六朝文明》对丁爱博本人以及对学术界的意义，因此作为译者，我丝毫不敢马虎。翻译的工作量和难度都很大，除了要“啃”完600多页的原著外，还要对400多篇考古报告、近50种古代文献的篇名和卷目一一核查，要将历史文献引文还原为通行版本的中文，因此前后竟耗时四年之久。好在我不是一个人在工作，而是一直在与丁爱博合作，每译完一章就发给他审读，返回后再做修改，还有多次面对面讨论，这种工作模式持续数年，因此，现在呈现给读者的这个译本，是我与丁爱博紧密合作的成果。在与丁爱博长达十余年的交往中，我也常常受到他个性的感染，他不仅是一位严谨和勤奋的学者，也是一位温厚谦逊的长者，深具“温良谦恭让”的中国传统美德，不知是因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而受到了熏陶呢，还是因为本来有此美德而投身中国传统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