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古籍校注现低级错误，为出版界敲响警钟 | 新京报专栏十二生肖|虎年|特别邮票|福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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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校古籍而古籍亡”，不该也不能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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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30日，中华书局发表关于《梁佩兰集校注》的致读者书。图 /社交媒体平台截图
文 | 赵清源
2021年12月30日，中华书局通过其微信公众号发表“致读者书”，就其出版的《梁佩兰集校注》中出现的错误向公众道歉，并提供善后方案。
此前一天，微信公众号“三十六陂”就《梁佩兰集校注》一书的质量提出尖锐的批评：一是错字、漏字、断句错误等硬伤；二是注释质量严重注水，原本明白如话的句子，注出来一堆废话；三是生搬硬套，胡乱发明。文章还表示，这本书“干货不能说没有，但也约等于沙里淘金了。”
中华书局的道歉认为，微信公众号“三十六陂”的批评文章持论客观公正，所反映的问题属实。“面对这样认真的读者，我们深觉惭愧，也深表感谢。”
但《梁佩兰集校注》的校注者在其社交媒体发文称，批评文章充斥大量低俗粗鄙字眼，甚至人身攻击，措辞行文不是学术讨论的应有态度；批评文章指出的问题有些确是疏忽，有些则是没有错误，还有些可有不同理解（尤其对诗句的理解），而且，即使真的全错，错处所占份量很少，其贡献不应被一笔抹杀；《梁佩兰集校注》的成果与贡献获得多位专家肯定。
应该说，读者的追问条条见血，书局的道歉句句真诚，而作者的回应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之所以将这三方的观点和回应一一列出，是想说明，古籍的整理校注是一项繁难、复杂、需要极大耐心、慎之又慎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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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出版的《梁佩兰集校注》。图/当当图书网
为何出现“点校古籍而古籍亡”？
古籍的整理尤其是一些重要文献的出版，其实是一件亦喜亦忧之事。
一方面，一些高质量的整理作品，使许多不易见到或不便阅读的古籍以全新的面貌出版问世，对发掘资源、传承文化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点校人员学识水平差异等原因，也出现了一些以鹿为马、鲁鱼亥豕的作品，严重地破坏了古籍的完整性和整理工作的严肃性。
鲁迅曾批评一些人对古籍“往往自己看不懂，以为错字，随手乱改”，现在仍时有发生；十多年前，曾有学者指出“学术界作伪之风有愈演愈烈之势，伪注、伪校点、伪观点等此伏彼起”，当今也屡见不鲜。“点校古籍而古籍亡”已由忧虑频频成为现实。
查阅、征引大量图书资料，是古籍整理的基本路径和要求。对于古籍中一些人物和事件，在整理时需要做出诠释，这就需要查阅大量的历史典籍和今人研究著述。然而，就微信公众号“三十六陂”提供的证据来看，《梁佩兰集校注》并没有很好地做到这一点，也就是说，连读者都能做到的工作，校注者并没有做好。
注释内容的取舍，是体现古籍整理学术价值的重要一环。太简，读者难得要领；太繁，容易变成“资料汇编”，影响对原著的阅读。正确的做法是提供资料线索，浓缩与此书此处直接相关的内容即可。
而《梁佩兰集校注》的一些注释不仅随意，而且于典无证、于文无益，缺乏广泛查考和认真取舍意识，诚如复旦大学教授傅杰所批评的：“现在很多学者所谓的注，他注出来的地方我也能很方便地查到，我查不到的地方，他也不注，因为他也查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