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王占黑：两个医生的沈阳切片共同生活|母亲|张慧娟|王占|家

本月我想介绍这样一本新书，它是由两位媒体人共同发起并完成的长篇非虚构作品，书名直截了当地给出了主角：张医生和王医生。当然，写的不止于他们，还有二人各自的家庭，从闯关东一代到零零后一代，也不止于家族历史，还有这几代人共同生活的地方——沈阳——在近一个世纪，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社会变迁。后者常常被简单地概括为“下岗潮”或者“城市转型” ，然而具体到每个家庭、每个个体身上，其影响和表现必然是千差万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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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医生与王医生》，伊险峰、杨樱/著，文汇出版社/新经典·琥珀， 2021年11月版
这本书所提供的切片，是作者之一伊险峰的两位初中同学。他们刚好站在大众对东北现状的刻板印象的反面：有知识，有钱，有地位，毫无疑问，属于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人士。作为自来工人阶级的上世纪七零年代生人，他们如何在整体下沉的浪潮中“逆流而上” ，完成所谓的阶层跃升，是这本书主要的讨论线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们身上都有“奖学金男孩”特质。聪明，勤奋，在学历尚未贬值的年代考上了医科大学，而后获取这一职业身份，并得到与之相当的婚恋机会，成家立业，在“如此生活三十年”之后，他们已牢牢站在了中产的台阶上。
作者在对比北京和沈阳对军旅文化的接受时，认为不同于北京大院式的忠勇江湖气，沈阳因其工人阶级的特征而多了一层对技能的强调。工人子弟选择医科专业，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二者具有一道相似的内核：相比于商业或法律，当医生更像“凭本事吃饭” ，无论是王医生所在的甲状腺外科还是张医生所在的脑神经外科，都需要一种“工人阶级手工业者的匠人本色” 。印证这一点的是，二者的职业生涯不约而同由母亲帮忙开启，而张医生选择的军医大学，刚好是军旅加技能的八十年代双保险。
说到母亲，不得不先提一下父亲。两个家庭的父亲共享了一种男性面貌，老实本分，同时也意味着没啥主见，没啥出息，在东北话里叫“一劳本神” 。东北自解放以来作为社会主义工业重地，被扎实标上了“共和国长子”这一充满压力的荣誉称号。但在国企改革、产业转型、工人下岗的过程中，属于“共和国长子”的一代男性渐渐落下马来，化身为一帮无法笑着走进新世纪的“失落的父亲”——在影视或文字作品中，我们见多了这样的形象，他们失去旧生活，失去存在感，保持着一些不为人所正视的爱好，比如张医生的父亲就爱看看闲书。如作者所说， “失败的父亲与失败的城市确实是相关的，失败的父亲这一角色是这个叫做沈阳的城市转型失败的一部分” 。
和任何一个去工业化的城市所面临的境况一样，服务业能为这个城市带来全新的就业机会，而这些机会往往会由女性率先获得，其中的道理不仅仅是服务业的性别区分，更重要的可能是东北女性在寻找自救绳索这件事上的适应力和主动性，然后，她们会带动整个家庭自救。从历史上看，东北又是解放后女性最快摆脱家庭进入职场的区域，三八饭店就是比较有名的例子。这片土地上的劳动女性像一个高速运转的陀螺，家庭职场两手抓，并能把两边的资源充分混合，用到极致。包括两位医生的母亲以及她们的婆婆/母亲在内，这些实际的当家人无论在社会的平稳期还是动荡期都能付出持久的热情和努力，去支撑生存的各种可能。王医生同学的女儿在形容南方人时说“聪明是一种成果而非原因” ，这种逻辑也适用于杨淑霞，张医生的母亲。她喜欢说“天命”和“贵人” ，也喜欢说儿女的成功是遗传了自己的基因，作者称之为克里斯玛型人格。我从访谈中不断感受到杨淑霞身上的聪明与紧张：用尽全力争取更好的生活，并谨慎地维持下去。在这种努力下，她为两儿一女圈定了明朗的未来。有一幕却非常残酷，在大哥进入民航，二哥学医，家里经济条件不那么窘困的情况下，杨淑霞还是为在省实验读书的女儿选择了一所民航学院，原因是稳定、“不怕没活干” 。果然，女儿张慧娟毕业后在民航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薪资是普通沈阳工人的好几倍——直到她主动跳出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