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通#《庄子》最终依据的问题-不知人之所据下

在《庄子》中“明”不在于揭示了“不确定的”的感觉后面的“不变”的理念、范畴，而在于通达、开通、疏通，意味着对闭塞、淤积状态的克服。因此《庄子》中的道、天、气并没有区分精神的还是物质的，理性的还是感官的，主体的还是客体的。所有这些两分的每一边都不属于天、道、气。它们是比这些两分的范畴更为本源的贯通万物、构成万物的源发状态。
对朝政人事的忽视在《秋水》篇中有“曳尾涂中”的故事。说的是庄子用龟宁愿活在烂泥之中也不愿意死在庙堂之上来比喻自己不愿出仕的心意。那么为什么不出仕呢?参政议政也是有效地进入公共领域的方法。朝政人事本来就不可能是一个人的事情，必然关联着许多人，因而本质上朝政人事就是公事。而公事就意味着突破了私人领域进而进入到通达、贯通诸多事物的过程中。由此可见朝政公事正是对私事的相背，正是对私事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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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既有限同时又可以朝向无限的存在。人只能追求天人之间的贯通。人观照道的方式恰恰是通过具体存在物的生灭流变，通过器之成毁。正如王夫之所说，“天下惟器而已矣。……未有弓矢而无射道，未有车马而无御道”。人只有从生生灭灭的器中才可以体会到道。因而《庄子》中认为“得意便可忘形”的观点是忽视了道对人的显现方式的具体性的观点，也因此《庄子》才会轻视朝政人事。无为的内容那么什么才是无为的具体内容呢?或者说那如何做才算符合道呢.?经过上文的分析，这两个问题可以合并为同一个问题。正如上文所论证的那样，正是具体的存在物、标准、成心，诸多的局限影响了人们可以观看到世界整体，观看到生化过程本身，观看到可能性空间。所以只有破除这些局限，才可以认识道。所以无为的具体内容首先是否定和破除。
在《应皇帝》中可以看到对社会规范的破除。狂接舆批判了那种认为只要有明确的“经式义度”就可以使社会大治的观点。狂接舆认为每个事物都有其自发的本性，而这种本性深存于每一个事物当中。而这本性之来源正是在于与整体生化过程的联接。如果“经式义度”破坏了事物的天性，破坏了事物与大化的贯通，那么事物必然会依照本性反对“经式义度”，即“且鸟高飞以避蹭弋之害，银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凿之患”，其结果必然是天下大乱。而也是在《应皇帝》中阳子居见老料的事例也强调了上述意思。
真正的“明王之治”在于顺应万物自生自发的本性，不在于设立外在的标准，不在于用智力来考察外物以获得的明确的知识。也正因为如此在《天道》篇中孔子向老腆陈述仁义之道的时候，老子认为孔子的仁义是设立的外在标准，人的本性就是人自然而然生发出来的，不需要人的造作，所以根本也无需提倡与设立仁义之道，他将仁义之道也视为设立的标准，“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趋，已至矣;又何揭揭乎揭仁义，若击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乱人之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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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对西方传统追求最终依据的批评那样，“当这种理论试图把所有的存在还原到一个最初的原理或者是一个存在者。”要害在于以“是者”观念思考全宇宙的时候，就不再关注特殊关系中的“是者”，而就会倾向于追寻那个生生之流背后的不变“是者”。这有一种强烈的追求不变的本质与实体的倾向。如果按照这种思考方向必然得出有一个最高的存在者的结论，这个最高的存在着在不同的哲学思考者那里有不同的名字。所以，从古到今，哲学上的根本性的主题，就在‘何谓实是’亦即“何谓本体”，本体就是对于最终根据的问题的解答。而这种解答的特点在于现成完成性。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道”、“天”、“气”与“是者”的巨大差异来。因此由于执着于逻辑判断以及同时性，因此西方哲学传统一直将最终的依据的重担放在“是者”身上。解释整个宇宙的仍然是一个“是者”，只不过这个“是者”脱离了具体的关系。这个“是者”便是最高的存在者，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名称，如实体、上帝等。这是将存在视为由判断的关键词所决定的。最高存在者的获得却是依靠普遍化来获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