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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文明根性特别策划之四：刘东：“天下大同”何以必然来自人类的“共通理性”？
中新社北京1月7日电题：“天下大同”何以必然来自人类的“共通理性”？
——专访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敦和讲席教授、中西书院院长刘东
中新社采访人员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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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百年大疫情，全球化浪潮遭遇困境，西方国家民族主义抬升， “文明冲突”论甚嚣尘上……人类文明该往何处去？古老的东方文明能否成为当今世界性困境的解药？中国在追寻文明之根的过程中应当怎样“激活传统”“返本开新” ，并让世界理解中国传统思想中“天下大同”等重要的社会理想和世界观？
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敦和讲席教授、中西书院院长刘东教授近日就此接受了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采访人员：从中华文明根性的视角来看，您认为影响今天中国形成世界观的重要思想有哪些？
刘东：从人类“共通理性”的立场来看。当孔子早在遥远的“轴心时代” ，就讲出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这就从认识论方面意味着，他要在“不语怪力乱神”的基础上，重新给出一个更可信的“人生解决方案” 。而这自然也就意味着，其实孔子的思想是“认识本位”的。
作为一种从“认识本位”出发的文明，中华文明之最大的挑战性，还是在于它曾以活泼泼的长期存在，雄辩地向世界各大文明证明：如果不考虑“路径依赖”的殊别问题，也就是说，不考虑其他文明的转型难度，那么，一个没有教会的世俗世界，不仅是有可能独立存在的，而且是有可能达到高度水准的。由此，如果当今那几个模范的北欧国家，是属于“没有上帝的社会” ，或者“自足的世俗社会” ，那么曾经“造极于赵宋”的中华文明，也同样属于古代社会中的模范。事实上，美国汉学家包华石之所以在其《西中有东》一书中，回顾到中国对于西方的启蒙，也正是因为当年的伏尔泰，曾经敏锐地借助于中国事实，而意识到只需要唤醒他们的理性，人类就不光能做到“无宗教而有道德” ，还能进而做到“无宗教而有快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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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5月，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动画清明上河图”吸引参观者。中新社采访人员杜洋摄
如果从孔子的思想立场来看，我们的“理性”和我们的“人生观” ，并不像人们曾经虚妄认定的，特别是在“科玄论战”以后误以为的，完全属于“风马牛不相及”的，相反倒应当是密切相连、彼此相通的。
中新社采访人员：中国传统的“天下大同”思想对中国人影响至深。在您看来，中国的“天下大同”思想能否与西方文明产生对话，并高度化合出新的文明成果？
刘东：中国的儒者对于“天下大同” ，怀有着始终如一的、甚至九死不悔的热情。事实上，也不光是在《礼记·礼运》中，曾经以向后回溯的特殊形式，也即所谓“三代”的黄金岁月，畅想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即使受到了现代西方的剧烈冲击，而被迫接受了“民族国家”的框架，康有为还是在书中暗自向往着“大同之世，天下为公” ，孙中山更是把“天下为公”的牌匾，写到了每一个华人社区的街口。另外，我最近又调回了浙江大学，再次读到马一浮的《浙大校歌》，而让我不由感到震动的是，他在烽火连天、颠沛流离的抗战初期，不仅要以“大不自多，海纳江河，唯学无际，际于天地”来起始，还更以“尚亨于野，无吝于宗，树我邦国，天下来同”来结句。这种既宽和又广大、既包容又自信的态度，最能反映出儒者的一贯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