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东西问丨文明根性特别策划之四：刘东：“天下大同”何以必然来自人类的“共通理性”？(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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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天下为公——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美术作品展览”在北京举行，参观者在欣赏书画作品。中新社采访人员熊然摄
然而又不得不提醒，如果真想去追求“天下大同”，那么从“共通理性”的角度来看，就应尽快整理和清点自己的家藏，包括清点以“儒家”为名的后世学派。事实上，验之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原则，先秦以后的那几波儒学的“高峰”，尽管也曾做出过历史贡献，却在“理性自觉”方面远远不及孔子。如果不能悟到这中间的区别，还是要沿着宋明理学“接着讲”，那就并非在宣讲孔子本人的学说，而只是受着道教、佛教或基督教的沾染，去复述一种完全过时的形而上学，一旦走出国门就会贻笑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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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东西问丨文明根性特别策划之四：刘东：“天下大同”何以必然来自人类的“共通理性”？】2021年9月28日，辛丑年公祭孔子大典在山东曲阜孔庙举行。中新社采访人员梁犇摄
另外还需要提醒的是，尽管儒家出于匡时救民的热忱，也一直高悬起“天下大同”的目标，不过，还是本着它自身的“有限理性主义”，儒学对于它寄望于以此校正的历史，却绝不会采取末世论的、“最终审判”的态度，绝不会非理性地想要“毕其功于一役”，绝不会去打造“地上的千年王国”；相反，它即使要借助于心中的价值理念，来修正充满讹误与偏离的历史，也只会将其看成缓慢的渐进过程。正因为这样，当子张询问“十世可知也？”的时候，孔子才会回答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也正因为这样，虽说在前边提到过的《礼运篇》中，也曾在憧憬“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的状态，可是一旦谈及现存的状态，孔子却并未奢望去催熟“天下大同”，倒毋宁是宽广包容的“和而不同”，由此他才会在“修己”与“待人”的区分中，为后者树立多元宽容的标准，即“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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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曲阜孔庙大成殿内景。中新社采访人员盛佳鹏摄
中新社采访人员：您认为形成中国文化的现代形态，是一代人的使命。如何让世界读懂中华文明根性中的“天下大同”，是今天中国亟待破解的问题，您有何见解？
刘东：相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天下大同”观念，盛行于当代的毋宁是“民族主义”。当然，即使这种被迫变得偏狭的思潮，也自有它迫在眉睫的存在理由。最为关键的是，在当年“国将不国”的危急情势下，它能集聚起全体国民的意志力，正如我们在《国歌》中悲壮唱到的，“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也正因为这样，只需稍微回顾一下近现代的历史，就足以发现“民族主义”的力量所在。比如，由于在清朝末年尚没有“民族主义”，整个民族竟败给了区区几艘英国炮舰；而到日寇侵华时则开始有了“民族主义”，于是总算可以开展“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战了……甚至于到了后来的和平岁月，这种“民族主义”也并非一无是处，正如我针对克雷格·卡洪的文章，在《中国学术》杂志卷首语中指出的：“很少有人注意到，当前民族国家间的普遍斗争，实乃少数几种反抗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可行方式之一。缘此便应看到，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是相互建构、而非相互对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