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闻一多精神的传人( 二 ) 文章|历史|网站|闻一多|联大

在我们潜意识里，名人之后研究他们的父辈、祖辈，不一定能令人信服。因为他们可能会带着对至亲长辈天生的偏爱，溢美于先人，而与真实历史产生距离；正如每一位当事人的情况并不一定有史学家掌握的完整一样，名人之后掌握的材料也可能较片面，所写的情况也就自然会引起读者的质疑。
不过，闻先生不是这样。固然他崇拜祖父，也钦羡祖父的多才多艺，敬佩他的一身正气，但是他在研究闻一多、书写闻一多的过程中，始终是以史家的眼光和标准要求自己，一挖到底地把文献史料作为佐证史实的重要支撑。他不仅通过口述采访、写信求教、录音录影等形式获得最感性的历史述录，更通过参阅大量书刊、档案文献以求客观的实证。他大多以第三者的眼光研究闻一多，仅见的一篇《我的祖父闻一多》，也是他人的口述采访整理稿。不过，整理者在文章中也强调过：“说起闻一多，闻黎明有时称‘祖父’ ，有时直接称‘闻一多’ ，这和他的双重身份有关。一方面他是闻一多的长孙，另一方面他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历史研究员。 ”这完全符合我所见的事实。
闻一多网站的有关事宜商定后，他立即钻到云南师大图书馆西南联大图书特藏室的抗战老报纸堆中去了。在那里，在云南省图书馆，在云南大学图书馆，他连续几个月与烂得掉渣的旧报纸为伍，又是拍照，又是摘抄，又是做目录，废寝忘食，一气呵成，获得了许多第一手的资料。
这样的投入与卖力，应该已延续十几年、几十年。他的女儿闻亭回忆说，他每次一查起资料便是两三个月辗转在外。每次来云南开展专项研究工作，他也都无一例外地沉湎在那些尘封七八十年的蠹鱼丛中。
为了闻一多研究，他常年奔走于湖北、云南、台湾、日本等地，甚至不顾体弱重走长沙临时大学的湘黔滇旅行团之路。在各地的档案馆、图书馆，他觅到了别人踏破铁鞋、苦心寻找而不得的孤本文献。有一次，他来信告诉我：“我在台湾找到陈诚在长沙临时大学和西南联大的两次演讲稿，以后一起寄你。 ”在台湾，由于馆藏方不允对文献资料进行复印和拍照，他冒着酷暑抄录了海量的西南联大文献。他这种挖掘历史文献的用功用力着实令人叹奇。
早在1989年，闻先生就与夫人侯菊坤编成了84万字的《闻一多年谱长编》，并于5年后在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编”因其翔实且可信的史料成为闻一多研究的奠基之作，受到广泛征引，其治史精神深为学界称许，被称为《闻一多全集》的最后一卷。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在《读史阅世六十年》中动情赞誉，称其“规模之大，内容之富恐怕是自有年谱专类以来所未有” 。
然而，闻先生并不止步于“长编”已有且可观的成绩。湖北版长编问世后，他又马不停蹄搜集新史料，随时随地为增补工作一丝不苟地做着准备。我们刚结识时，就得知他正在进行长编增补工作，我便将自己珍藏的中法大学学生邬联彩日记中的一句话抄录给他。他来信说：“我曾经采访过邬联彩，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事了，不知道他现在怎样。日记提供了一些线索，可惜缺少实质内容。那段时间，杨明先生也在中法大学，他曾给我讲过不少情况。 ”我以为此材料对年谱无用，挺失落的。没想到， 2014年，近120万字的新版《闻一多年谱长编》（即增订本）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我在1944年的相关内容中读到：“三月八日，在中法大学中国文学史课上讲唐朝文化与北朝‘文质’之演进。 ”附有脚注：“据邬联彩日记，龙美光提供。 ”细小的脚注，既体现了他对资料来源可信度的重视，更体现了他受祖父熏染的学人精神，这使我颇为感动。这和学界个别人在他人文章上署名都毫不脸红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然，他常常也会和闻一多先生一样，率真耿直，对人对事常常直言不讳。这也是西南联大学者们一贯的高风，闻黎明先生无缝地承续了这一作风。因而，每期《闻一多研究动态》的发送，他都要亲拟一段简明扼要的内容提要，供大家参阅。动态中所列文著，也都一一点名道姓，以表彰原作者的辛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