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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为探寻中华历史文化的中国考古学诞生已经有一个世纪,围绕夏文化研究的考古发掘研究也已进行有六十年,但能研究确认为夏王朝遗址的考古遗址至今没有发现一处。那么,我们能不能通过丰富的中国文献记载来确认为夏王朝的具体位置呢?既然中华文化历史源远流长、传承不断,必有传承下来的历史文献对夏王朝起源的地理位置与夏王朝建立的关键历史人物有所记载。作为尧舜禹的承继者、夏文化的传承者,笔者有责任、有义务为中华民族揭示这一中华历史文化难题,让华夏历史文化传承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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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历史文献浩如烟海,中国典籍文献虽然极其重要,但却有其局限性,因此,在一些地方性的文献中寻找破解夏王朝夏文化的历史密码,同样是一条重要的途径。将一些地方性的文献内容与典籍文献对照研究,夏王朝的历史文化将栩栩如生、生动具体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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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么一个地方志,在其志序中如此记载的:“邑之有志,盖古史之;流所以周,知其邑之。封界广轮,延袤山川;生理所宜,植产厚薄”“一邑之志,其为编辑也,亦仅耳。然成之甚不易也;邑之故事,难见于经史”。“邑之有志,亘古有之”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本地的地方志,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存在,与华夏文化同生共长,甚至超过了《尚书》《左传》《诗经》等中国传统典籍的产生年代。这一结论,足以让中国与世界历史学界不可思议!在这个地方志中,究竟记载了哪些历史文化内容能够匹配“亘古有之”的历史文化内涵?记载了哪些历史能够证明夏王朝与夏文化的真实存在并土生土长于这一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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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左传》记载中的“夏之兴也以涂山”的淮河涂山地方志中, “怀远古名邑,又为中都京畿辅地,塗荆二山对峙,淮涡二水合流,以故贤才代出。” “水经云:淮水出荆之左,迂回以入涡,麓高水汇为患,禹凿荆涂二山之峡,使淮出于其间,水乃安流。所凿处有遗迹,冬月可见。”“按名胜志谓,淮水初从荆山西麓迂回入涡,禹疏二山水乃安流,今老河口上至石羊霸,遇盛涨,淮每由此入涡,意即迂回入涡旧迹也。”“断梅谷在荆涂二山间,或曰二山本为一脉,禹以桐柏之流泛滥为害,乃鑿山为二以通之,今两山之间有断梅谷,滨淮为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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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邑之故事,难见于经史”,对于五千年源远流长、传承不断的中华文明史来说,不得不说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当我们在千辛万苦在苦苦追寻夏文化的本源而不得时,为了探源中华文明起源而启动一系列探源工程时,一个地方志明确而生动具体的记载,已经明确揭示了夏王朝夏文化的起源地。以其无可辩驳的文献记载与地方大禹治水的遗址遗迹,向世界证明了大禹与夏王朝的建立地就在淮河涂山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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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舜禹时期形成的文化,为夏王朝建立奠定了文化基础;大禹之子启,在大禹治水建立的丰功伟绩基础上建立了夏王朝。大禹与帝启无疑是夏王朝存在与夏王朝所在地的标志人物。大禹是全国人民崇敬的先贤,中华大地到处都有祭祀大禹的寺庙;帝启只是夏王朝的建立者,只对夏王朝的建立地产生深远的影响,只是受到夏王朝当地人的祭祀,受到夏王朝当地人的崇拜。纵观全国范围内的大禹庙随处可见,但祭祀夏王朝帝启的庙宇,全国只有淮河荆山之巅一处,称为“有夏帝启之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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