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张光直，融通中西的考古学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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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光直在哈佛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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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光直（后排居中）和他的学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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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张光直最后一次到商丘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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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张光直在商丘◎郭静超
在美国哈佛大学的官方网站上，一篇纪念文章这样评价一位华裔学者：“今天在世的人，无人能匹敌他的广阔视野，无人能以类似的权威在更广泛背景下阐释中国考古的复杂性。作为一位学者，作为一个人，他带来的启迪是永恒的。”
这位华裔学者，就是著名的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
张光直有着一张极亮眼的“名片”：曾先后担任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兼主任，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及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并获得美国亚洲研究协会终身杰出成就奖。还曾担任北京大学、厦门大学和山东大学等学府的客座教授或荣誉教授等。
然而，名片上没办法体现的，是他的极度勤奋、谦逊与平和，以及他总是给人带来的如沐春风之感。作为一名学贯东西的学者、一位桃李满天下的老师，张先生身上闪耀的光环依旧照亮着后学钻研之路，依旧温暖着人心。
聪慧过人，用功程度不是常人所能想象
张光直（1931.4.15-2001.1.3）的一生，与北京和台湾有着天然的联系。他的父亲张我军是台湾人，母亲罗心乡是湖北黄陂人。其父因到北京上大学而与其母相遇相恋。
从1937年通过口试进入北京当时最好的小学之一师大二附小之后，张光直的求学生涯一路坦途。他被保送进入师大附中的初中和高中。1946年，他刚上高中不久便生了一场病，耽误了功课。本打算继续在北京读书的他，最终决定随母亲回到台湾，然后入读台北的建国中学。1950年，张光直考入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四年后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之后，他进入美国哈佛大学深造，于1960年获得博士学位。开始了他定居美国，又时常游走于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人生轨迹。
提起求学经历，张光直曾在自述早年生活的作品《番薯人的故事》中这样说：“我的一生没有要上哪个学校而不能上的问题，我常常说，我是天下最幸运的人。”
他眼里的幸运，在周围人眼中，伴随着聪慧与勤奋。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曾回忆：“光直不但聪慧过人，而且用功的程度更不是常人所能想象。”余英时在哈佛燕京学社做访问学者时，张光直还在读研究生。他偶尔到张光直与音韵学家董同龢合住的公寓拜访，张光直多是在勤奋学习，即使偶尔来和他们凑凑热闹，但不到十分钟便回房用功去了。余英时深感其自律之严格，加上他第一个学期就各门成绩皆为最优等，便笃定张光直“在学术上必有辉煌的成就”。
1960年，张光直以当时盛行于美国考古学领域的新型理论“聚落形态考古”为基本方法论，完成了博士论文《中国史前聚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研究》。
聚落形态考古，以他自己的话说，是“把考古遗址当做聚落看，将聚落当做社群看。用这种方法来整理考古资料，主要的目的是将‘物’在概念上转化成‘人’。所以考古学的‘资料’就转化成人类学的‘现象’。”
这篇论文，不仅成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研究的经典读物”，更是他融入并深刻影响西方主流考古学界的开始。此后，他在多本英文论著中参与理论的阐释和讨论，成为迄今为止“唯一在中国出生而能对主流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发生根本影响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