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张光直，融通中西的考古学大师( 四 )

而且，张光直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连续性”文明演进方式是主要的、更普遍的，而西方的形态则是例外。所以从西方经验得来的社会科学领域的一般性法则就不能具有普遍应用性。
这一振聋发聩的观点，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考古学家纷纷回应。徐苹芳在回忆文章中提出，这一论点既是对中国考古学和古史研究提出的厚望，也是对近代以来以欧美为中心的西方学者提出的挑战。李零则认为，这“并不是颠覆西方文明的宣言，而只是颠覆西方偏见的宣言”。
“这一观点极具前瞻性和启发性。”陈星灿说，“不过，要验证这一观点，还需要很多研究和证据”。这一点，也正如张光直在其《中国古代史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性》一文所言：“这是我新近的一个想法，要充分证明它，还需要许许多多的比较工作。我们是搞人类学、考古学的，我们掌握着世界性的材料，只有把这些材料加以比较，我们才能得出一个综合性的、接近事实的结论。”
这种将世界性的材料加以比较的研究方式，也贯穿在张光直对他学生的教诲中。他认为，一个学者对其他不同类型文明的了解越多，对自己所专门研究的文明的探讨就越深入。
不过，他的另一个颇具影响力的观点，也受到过质疑。这就是他提出的中国古代萨满式文明。他认为，中国古代文明中有一个重大概念，就是将世界分为天地人神等不同的层次。而这些层次之间是可以彼此沟通的。而巫、觋（音Xí，意为男巫）就是沟通各层的媒介。进而，他列举出中国古代巫师用来沟通天地的工具，如神山、“世界之树”、龟策（甲骨和八卦），以及各种动物。他还认为青铜时代各种器物上的动物纹饰是巫师沟通天地的助手，巫师也就是民族学中的“萨满”。
对此，很多人认同他的观点，也有诸多专家对此提出商榷。李零在其《绝地天通——研究中国早期宗教的三个视角》一文中曾提到，在美国一个学术会议上，他很认可一位评议人对“萨满”的说法，即“萨满”本来是个通古斯人的概念，却被大家用成了“万金油”，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可以用。他认为：“对于研究中国宗教，巫术虽有一定重要性，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应当考虑礼仪和方术的意义。特别是商周以来的宗教，巫术是太低的估计。”
有关青铜器上动物纹饰的含义，普林斯顿大学的考古学家罗伯特·贝格利撰写文章表达了不同意见。他认为这些纹饰只是装饰，不一定具有特定的象征意义。
这些以科学精神和尊重态度提出的意见，是为了促进学术的进步。正像李零所说，“批评是要怀有敬意的。”“假如我们对先生也有所批评，这绝不表明我们比他更为高明。因为我们的批评往往都是受惠于先，也得益于后，难道我们不应该感谢他吗？”
西方世界了解中国考古学的重要渠道
要感谢张光直的人很多，他所做的值得被感谢的事也很多。
在学生时代，张光直曾受教于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多领域的巨擘，如李济、高去寻、石璋如、凌纯声，以及莫维斯、威利、瓦德和克拉克洪。他深受恩师治学与为人的影响，之后又将这些“财富”融合于自身学养之中，加倍地传承下去。他作为老师，培养了三代学生。这些学生如今分布在东亚、东南亚、欧洲、北美洲和大洋洲的众多国家，成为各自研究领域的专家。
张光直对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理论发展做出了具有深远影响的贡献。这影响，至今犹在。他在中国大陆商丘、台湾凤鼻头、大坌坑所做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也将被载入史册。
在中国考古学界，他是一个时代的象征。陈星灿说：“在上世纪50至80年代，张光直先生差不多是西方世界了解中国考古学的唯一渠道。他就好像中国考古学的代言人，成为那个时代的象征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