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颜真卿在唐代并非第一书家，为何他的书法在后世成为颜体？( 三 )

作为范本、模范和武器的颜体
对于书法，苏轼认为，一个人的人格并不一定体现在他的书法作品中，但一个人的人格一定会作用于后人在欣赏其作品时的情感倾向。
黄庭坚的观点与苏轼不谋而合：“余观颜尚书死李希烈时壁间所题字, 泫然流涕。鲁公文昭武烈,与日月争光可也。”黄庭坚将对颜真卿的书法欣赏，升华为一种精神上的追慕，一种朝拜的仪式。人们在研习颜体时，不仅仅在练字，也在接受一种道德力量的浸润。
欧阳修《集古录》提到一则趣闻：颜真卿当时是刑部尚书，他给同朝为官的李太保写了一幅帖子，即著名的《乞米帖》。在帖子中，颜真卿说自己“拙于生事，举家食粥来已数月，今又罄乏，实用忧煎。”后来这本墨迹出现在欧阳修的亡友王子野家。子野出于相家，但他清苦甚于寒士，生前，子野常摹帖刻石，以遗朋友，并对朋友说：“鲁公为尚书，其贫如此，吾徒安得不思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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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真卿《乞米帖》
由此可见，颜真卿在后世成为君子的模范，颜体或许就成为士大夫的一种武器，用来自卫或反戈一击。苏轼在这一点上做到了极致。某种程度上，他成为了第二个颜真卿。整个宋代，蔡襄学习颜真卿，苏轼称蔡襄为本朝第一；苏轼学习颜真卿，黄庭坚称苏轼为本朝第一。他们好像在进行接力赛，把颜真卿的影响一棒一棒传下去。
那么，为什么是颜真卿成为超越王羲之的存在？宋四家之后靡然学颜，仅仅是因为颜真卿忠臣烈士的道德人格吗？或者说是怎样一种机制塑造了“颜真卿”？
欧阳修说，“公忠义之节，明若日月，而坚若金石，自可以光后世，传无穷，不待其书然后不朽。”蔡襄也说，颜鲁公天资忠孝人也，人多爱其书。
忠臣烈士固然可以不朽，在世人看来，颜真卿书法能够超越王羲之，却是有其内外多方面的契机。
首先，从书法本体角度，颜真卿在书法史上确实处于承前启后的枢纽位置，这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其自身的原因。颜真卿所在的唐代，在书法史上是一个总结和转折的枢纽。从字体演变的角度，唐代以前的各种字体，不等发展到极度成熟就会有一种新的字体，来承载书家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而唐代以后，书体再无新变，人们只能在前人的经典作品中寻求突破。从笔法发展的角度，唐代出现的高桌高椅改变了人们起居的习惯，提按取代了绞转，成为主要的笔法，而颜真卿是提按书风的开创者。后来的学书者希望突破二王以来森严的书法体系，莫不求助于颜真卿。
其次，颜真卿的一生，完美体现了“书法即人格的流露”这个判断。古人追求“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人文理想，艺术是人格的表现和流露。书法之于颜真卿，正如诗歌之于杜甫，他们人格的整体，在某些瞬间，自然而然地流露在作品中。
在《祭侄文稿》中，我们从纸面上的笔触、涂改的痕迹、书写的节奏，能够还原作者感情从克制到迸发的过程，体会其此时内心的沉痛和愤恨。眼前会想象出当年常山城破时颜氏一门“巢倾卵覆”的悲剧，以及多年后颜真卿殉国蔡州的一幕，这一幕幕如同电影镜头般叠化，击中了观者的心房。这样的观摩与感动，在一千多年间，不断重复。古人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实现了艺术上的不朽。中国文化，正是在一次次的体悟和共鸣中，实现了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