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之水|扬之水｜影响我学术之路的三本书｜访谈( 二 ) |诗经名物新证|三本书|中国社

问：改革开放以来，对于您的学术之路，您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答：八十年代令人感念不置者，对我来说第一是对学历的宽容。初中学历，却能够凭着一支笔，凭着对书的爱，进入光明日报出版社，进入《读书》编辑部，并且不以学历低而成为工作的障碍，而且，我在当时并不是一个特例。记得几年前在《读书》上看到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题目是《漫话中文系的失宠》。其中谈到“潜学历”和“潜专业” ，换句话说，是有两种知识，一种是属于专业的“直接知识” ，一种是专业之外的“间接知识” ，二者互为作用，而它正是激发创造力的源泉。如果说八十年代有着对学历的宽容，那么也可以说，八十年代有着对“潜学历”和“潜专业”的识别与认可。这样的风气，在社科院保持到了九十年代，于是我得以在这里寻求到最为理想的读书生活。
问：那么您调到文学所之后，对于您的研究又意味着什么？
答：九十年代中期的学术机构还可以向我这样的只有初中学历的人敞开大门，当时带着一部著作《脂麻通鉴》引介自己，以此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接纳。一九九六年四月十五日我到文学所报到。进入研究所之后，我从未遇到任何学历上的歧视，不论申报课题还是申请奖项，始终被一视同仁，因此文学所在我心目中永远是阳光灿烂的。入所之初，我曾在遇安师指导下撰写尹湾汉墓发现的《神乌赋》考证，这是第一篇讨论这一问题的文章。文成后又向曹道衡老师请教。曹老师很快细读了我的初稿，并提出修改建议。还有陈毓罴老师，我写作《诗经名物新证》的时候，也常向他请教。所里的谭家健老师推荐我加入诗经研究会，么书仪、王学泰老师都曾为我的书撰写书评。时任《文学遗产》主编的徐公持先生采用了我的《诗经》名物研究文章。同事王筱芸常常帮我看文稿。在这样的氛围下，我很快完成了《诗经名物新证》一书，并于二〇〇〇年在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我作为新人，又没有学历，并且是运用新的研究方法，但书一出版，就得到了文学所的认可，这当然是极大的鼓舞。
【扬之水|扬之水｜影响我学术之路的三本书｜访谈】改革开放之初，有一种开放、探索的氛围，那是一个人才爆发的时期，我得益于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一入文学所，便如鱼得水。现在的所长刘跃进，当年是在古代室，我一入所就跟他同室，虽然只是每周见一次面的“点头之交” ，但他对我的研究既了解也很理解。《诗经名物新证》出版后，他在室里的讨论会上说“这是文学所的骄傲” 。这句话我一直记得，因为那时候书刚出版，还没有任何社会反响，而我们又没有私交，他却能这样定位这部书。还有同事蒋寅，我们完全是两个研究方向，但他为《奢华之色》一书撰写书评，评价它的学术价值和学术创新，对文学研究做出的推进和贡献，毫无敷衍之辞。总之，文学所同仁的认可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文学所的宽容，体现在它尊重、支持和认可我的选择，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信任。二〇一一年我应邀往法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打算借此机会参观欧洲各国博物馆，那一次文学所为我出了一半的往返路费，而这一趟考察并不是公派。这件事过去了很久，有知情者告诉我，在讨论批准经费的会上，刘跃进说，经费可以放心批给她，你就是让她玩儿，她都不会去。在会计那里报销，她们也不会一张张细细检阅发票，她们相信我的发票除了书就是书，不会有别的。这种信任真是非常难得。前面说过，文学所给了我一个宽松的研究环境，最大的信任和最真诚的支持，在我心目中文学所从来是一片阳光灿烂，我因此能够潜心研究，专意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