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典|每一种过去都指向一个未来｜2021新京报年度阅读盛典回顾( 二 ) 育儿|盛典|安超|未来|年度|施芸

在为《职场妈妈不下班》颁奖之后，颁奖嘉宾、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安超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施芸卿围绕“职场妈妈与拉扯大的孩子”这一话题展开了讨论。
施芸卿将当下社会的育儿方式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超级妈妈策略，即《职场妈妈不下班》，由女性承担起工作与育儿的双重责任；第二类是外包策略，用市场的手段，如育儿嫂和托儿所来支持育儿；第三类是代际合作策略，由孩子的祖父母辈共同参与育儿，分担家庭责任。
第一类超级妈妈策略，实际上要求女性单方面无限投入。正如主持人王宁所形容的， “在家庭和事业之间，根本不存在平衡这件事，只有牺牲。 ”安超认为，在育儿方面，仅靠母亲的无私奉献是难以为继的，我们需要重估照料劳动的价值，尤其提升男性的家务参与度。例如《职场妈妈不下班》一书中作为正面案例出现的瑞典，采用了双职工育儿假，父亲参与育儿同样可以领取补贴。因此，安超特别强调，要让职场妈妈下班，就需要“父亲的力量” ，发掘父亲的价值。
第二类外包策略，则引入了市场的力量。安超本人为了解放自己的生产力，也曾花大价钱送孩子到兴趣班和学科培训班。但在此之后，她意识到，育儿这件事情与普通的经济生产、物质资料生产并不一样，涉及到“人的再生产问题” ，因此所投入的也并不仅仅是金钱或人力，更需要情感和亲缘纽带的存在。将育儿外包给市场并不能解决这一问题。更何况，外包所需的高昂的经济成本，也非大多数家庭所能负担。
【盛典|每一种过去都指向一个未来｜2021新京报年度阅读盛典回顾】第三类是代际合作策略，同样有得有失。一方面，在安超看来，祖父母在育儿方面有着过往丰富的经验，即学术中所谓的“奶奶的实践性知识” 。安超在她《拉扯大的孩子》一书中，就写到，她婆婆此前为孩子唱的广东民谣：“大肥婆，卖菠萝，卖到新加坡”……她曾经对这些带有阶层和性别歧视意味的民谣感到反感，此后却逐渐意识到，这种传统的养育方式中蕴含着巨大的文化价值和情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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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超在2021新京报年度阅读盛典现场。
但另一方面，施芸卿指出，除了认可祖父母在育儿方面提供的价值，也要看到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为了照料孙辈，他们离开了过去赖以生存的村落，迁徙至人生地不熟的城市，脱离了熟悉舒适的环境。某种程度上，这对于祖父母也是不公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施芸卿看来，现有的这三种育儿方式，都是私人化的方式， “所以我们希望在选项框中多一些公共性的选项。 ”所谓公共性的选项，除了政府机构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以外，也需要私人家庭重新“发现社区” 。例如安超提到的两个例子：一是上海家长的“抱团养娃” ，家长在周末将孩子带出来和社区中的同龄人共同玩耍，孩子们互相陪伴的时候，既收获了友情，也释放了家长的劳动力；二是在广西柳州进行的“城乡联合育儿实践” ，不定期将城市儿童带到乡村，合作举办篝火晚会、搭建树屋、舞龙，极大地拓宽了有关育儿的社会想象。
“我们不能把社区看成治理层面、行政层面边界生硬的‘治区’ ，而应该把它看成拥有可流动、可整合的资源，包括经济资源、包括妈妈们的照料资源，更重要的看到社区的多样性，照料的互助的主体都是多样的。 ”施芸卿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