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文学&一个爸爸的家庭文学课堂( 二 ) 安全意识|扬子晚报网|干警|检

和女儿共读时，王亮起初也是读给女儿听，像多数家长一样，但不知不觉间，“文学中年”的属性就流露出来。他总忍不住夹带一些“私货”，不仅以新的方式来重新讲述《静夜思》《江雪》等熟悉的作品，还带女儿“造访”了卞之琳、汪曾祺、吉卜林、特德·休斯、里尔克等离小孩子稍微“远”一些的作家，只要不完全脱乎儿童的理解和认知经验的作品，都会被他介绍进来，成了还在上小学的女儿的文学课材料。
一篇篇阅读王亮给女儿的“文学课”，时常让人莞尔。这位“爸爸老师”，不是一板一眼地说文解字或传达何种“意义”，而是亲切地调动着一个小孩子所拥有和理解的成长经验，开启她的情感通道，从中寻求与纸上文字的共鸣。读由余光中翻译的土耳其诗人塔朗吉的名诗《火车》时，他和女儿探讨为何“乘客多少都跟我有亲”，起初女儿不解，他耐心描述起一家人上次在火车站送别外公的情景，还有幼儿园毕业时全班小朋友不管关系远近一起哭起来的情景，让她逐渐体会到这是一种送行人的“共通”的情感体验。疫情隔离在家时，他则会给女儿讲杜甫的《江村》，在老杜“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这对草堂日常景象的描摹中，隔着一千多年，一同体会在风暴眼中，家庭、家人的珍贵与相互依赖之处。
正如王亮自己的经历，在引导女儿进入文学时，他很重视这种文学与生活、与自我经验的联结。他讲起一件事情：女儿刚上小学时，他曾拿起语文课本翻看，第一册第一页赫然印着一首对韵歌：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天地分上下，日月照今古。令他感到疑惑的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本应是由熟悉逐渐拓展到陌生，但语文教育似乎背道而驰，“为什么要从如此抽象的表述，而不是孩子们身边的事物开始呢？比如学校、课堂、老师、同学，哪怕是一支粉笔、一张课桌呢？”王亮始终觉得，唯有把个体的经验与文学作品相体认，文学作品才会对“我们”具有意义，而也正因为一代代读者的参与，把他们的情感与思想“寄托”在文学作品上，它们才能不断焕发生机。他做了一个精当的譬喻：“陈列在博物馆的艺术品固然美丽，但很多却丧失了其现实基础，成为了供我们瞻仰的标本，唯有那些环绕在我们身边的事物，才真正具有生命力。”——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他带女儿读的每一篇作品，都因加入了当下时空里父女俩的交谈、玩笑和解释，而构成新的文本。
文学是一种生活方式因王亮自己工作繁忙、女儿学业紧张，留给“文学课”的时间并不丰裕——这从他更新文章的频率也能看出来，因此他常常选择的文本是诗歌、散文和故事。尤其是诗歌，占了绝大篇幅，从骆宾王的《鹅》到里尔克的《预感》，不拘古今中外。这也和王亮自己对于诗歌的阅读偏爱有关。
虽然是给小学低年级的女儿“讲课”，王亮却毫不敷衍，认真“备课”，将女儿看作是可以平等对话、甚至给他启发的对象，带她从文本表面进入更深阔的文学场域和文化背景。因而尽管是面朝女儿，从一般的视角看，王亮对诗歌的解读也相当有洞见。譬如讲《江雪》，王亮找来《渔歌子》和《楚辞·渔父》、姜子牙和严子陵钓台故事等与之对读，让女儿初步理解“渔父”在中国古代文化意境中的象征意味。或如讲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除了另外一些古代送别诗外，他还“动用”了尧十三的《雨霖铃》（改编自柳永词）、陈鸿宇的《别送我》两首歌作为辅助材料，在这些文本的交互中，让女儿渐渐体会出属于中国人的送别的情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