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保洁阿姨、北大保安的逆袭：氛围和志向让人生焕发光彩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汪曾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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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中国/图）
清华大学55岁的保洁阿姨邢国芹完成了一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没有乐理基础、看不懂五线谱的情况下，她依靠下班后偷偷自学，弹出了一曲荡气回肠的《我的中国心》。她的一夜爆红再次说明氛围的重要性。正如她自己所言：受清华艺术教育中心的工作环境感染，爱唱歌，也喜欢听钢琴演奏。可想而知，假如她身处于一个浑浊的环境里，周围人浑浑噩噩地活着，过一天算一天，她还会有此清趣上心吗？很难！
“北大保安哥”的故事，亦能说明这一点。北大保安许文龙英语词汇量超一万五，不仅考上了本科，还立志考研。有媒体报道过，到2016年，北大保安考上大学的人数增加到500人，其中大部分是大专，少量本科，还有12名研究生。某种程度上，他们是现实版的“扫地僧” 。
氛围之重要，并不只体现于制造一个个“扫地僧” ，而是让沉浸其间的后生，得到某种有益的启示，从而改变成长路径，甚至改变命运。
著名作家汪曾祺回忆过，其祖父喜欢喝了酒一个人在屋子里大声背唐诗，汪曾祺的父亲则精通金石书画，还拉得一手好胡琴。汪曾祺认为父亲对他的人生影响最大。明朝大画家唐伯虎的父亲，虽然是一个生意人，但读过书，向有“贾业而士行”之称，对儿子的读书从仕颇有期望。
这两家都是当地知名商户，但唐伯虎和汪曾祺没有成为生意人——唐伯虎荒村卖画显然不能算入“从商”——其所面对的氛围和家教，功不可没。
这些例子让我想到儿童时期受到的民俗艺术启蒙。我七岁时，经常在外婆家做客，观其剪纸，某日悄然寻些红纸，照葫芦画瓢，剪出双“喜”字来，令小小的山村之家起了一阵波澜。
我小时候生活的村子，文化气息不浓。但我那从苏州退休回乡的爷爷把线装“三国”视为生命，我的堂叔爱在煤油灯下读知识类杂志，我的表叔爱写作且善刀刻门笺，他们在下意识中为我搭建起了一个艺术熏陶的空间。这个空间，不同于我的农民母亲、药师父亲所建立的成长环境。但两者是并存的、互相“贯穿”的，例如，我的父亲母亲虽然毫无文艺细胞，但他们会省吃俭用为我适当订阅书报。
我十岁就“看会了”表叔的刻门笺技艺，十二岁就接过表叔的活，为自家和亲友家完成这项事务，还能自己设计出门笺图样，并由此爱上了篆刻。十三岁时，我就用堂叔送我的废品站白纸装订出文学笔记本，开始摘抄文学名句。我日后能成为一个带着文学梦想远行且半辈子写字为生的“手艺人” ，而不是一个在村庄的一亩三分地自我满足的人，该感谢的是这个粗陋却温馨的文化氛围。我并不可为此自命不凡，但显然，这个难能可贵的氛围让我发现了更多活着的意义，找到了更适合自己的活法。
很多人为了把孩子培养好，注重请名师、找路径、听“宝典” ，忙得不亦乐乎。这些方面不能说不重要，但肯定不是最重要的。很多时候，孩子自身是有从善意识及识别能力的。与其对其滔滔不绝地规训，不如让他们置身于一个富含人文“营养”的世界里，允许他们自我作出“选择”——大人大可放手，只需在孩子关键的关口，给予一些适当的建议即可。
为此，家长还需避免孩子走入“氛围误区” 。 “孟母三迁”的典故揭示了“坏”氛围的“坏”影响。人都是有惰性的，也很容易受环境影响。积极向上的环境促人发愤，消极低迷的环境诱人沉沦。我曾用过一个笔名“费十年” ，意思是懊恼青年时代，浪费过不少时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不怎么读书写作了，成天和他人锁上门打扑克，越打越沉迷，导致书桌布满灰尘。那时身边很多人也如此，被纸牌娱乐简单粗暴的快乐所“控制” 。直到有一天我被一个领导骂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