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中国法文化同样有神秘色彩。夏商时期，人们认为君权神授，君王制定的法律也代表了上天的旨意，因此刑罚又有天讨、天罚之意。西周以后，源自天命、神意的法律观开始转变，人的地位及其道德性开始受到重视，出现了“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思想。汉代法律的儒家化，更使得法律走向世俗化，强调了法律与儒家式家族伦理道德的一致性。
缇萦的上书，主要是诉诸人情之常，无论是作为家族成员的亲情，还是一般人改过自新的情理，都是在日常生活中体悟的人情。当然，缇萦所揭示的这一番人情，并不全是“私情”，而是与汉朝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儒家思想相通的，以礼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源自于家族式的伦理关系，既包含有尊尊卑卑的等级秩序，又融入了亲情、仁爱的情感元素，这样一套话语与汉文帝仁孝治国的理念不谋而合，因此得到了支持。由此来看，尽管中国早期法律体现了神意色彩，后代也延续了“天理”的观念，但“法不外乎人情”构成传统法律及司法的核心要旨，亦即对正义之法的寻求，不必诉诸于超越性的永恒律令，而需要考诸世俗人情。
【 安提戈涅$缇萦与安提戈涅故事中的情理法】缇萦与安提戈涅故事法文化的不同，也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中国传统司法之“卡迪司法”的误读。按照韦伯的类型化分析，现代法治应该是形式理性的，这要求法律具有规则性、稳定性，而中国传统法是“卡迪司法”，是非理性的。西方法治的形式理性，是基于法律的自然法属性，它是不可质疑的，司法者依法裁断，也是不考虑对象的具体情形的，这种司法者的代表即蒙眼的正义女神。
实际上，中国传统司法同样蕴含着“理性”的因子，只是这种理性不是只注重形式规则的形式理性，而是更注重背后伦理价值的实质理性。中国法的实质理性，是在法律的规则及其运行中纳入了价值的考量，作为核心的儒家价值是理性的，亲亲、仁民，乃至是齐家、治国等，都是理性的依据。在司法过程中灵活地协调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用情理重新来解释形式化的法律，使得法律规则与情理能协调统一。
当然，现代司法强调依法裁断，尤其是在大陆法系国家，正式的成文法典构成司法裁判的主要依据，不当地倚重“人情”可能会导致司法擅断，甚至滋生腐败。然而，即便是缇萦救父故事中，汉文帝也不是直接改变司法，而是把司法问题转换为立法问题，通过刑罚制度的改革，实现了缇萦的诉求。因此，如何使得立法更好地融入人情事理，以及在司法中通过解释实现情理法的协调，是中国传统法律留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作者单位：西北工业大学法学系）（口 韩 伟 黄俊雄）
（人民法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