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是法律的内在价值，也是古往今来人们共同的追求。但是何为正义，如何实现正义，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却有着不同的理解与选择。或认为正义就是各得其所，即不同的人根据其家庭背景、性别民族、个人条件决定其在社会中的阶层或者地位，即类似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提倡的哲学王的统治，将军领兵打仗，士兵冲锋陷阵，工人和农民生产社会所需要的物质资料，就是正义。或认为正义就是对等的回报，正如中国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如古罗马谚语：“一个人以什么方式对待别人，就不能觉得别人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他是不公平、不合理和不正义的。”即一个人的行为应该与其行为的后果相对应。发生在中国汉代的缇萦救父与古希腊的安提戈涅故事，同样都反映出人类对正义的探索，但其中渗透的情理法，却透露出东西方文化不同的价值抉择。
西汉时，在太仓公淳于意受人举告，要被依法处以肉刑之时，小女缇萦上书文帝泣请，“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后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也。妾愿没入为官婢，以赎父刑罪。”缇萦的上书，除了诉说父亲堪称“廉平”外，主要是诉诸家族亲情，父亲要受刑罚，并且是伤及肢体的肉刑，作为子女当然为之忧虑，提出代父受刑，维系了孝道。更重要的，她对肉刑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刑罚并不单是为了惩戒犯罪人，使其承受痛苦，更在于辅助教化，使其能改过自新。肉刑的施行，使犯罪人或丧失性命，或终身受辱，想要改过也无可能。缇萦的这一番陈述，入情入理，不仅打动了文帝，赦免了她父亲的惩罚，还启动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刑罚制度改革，废除了墨、劓、刖等刑罚，自此，以肉刑为主的刑罚体系开始向封建制五刑转变。
与缇萦类似，在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剧作中，安提戈涅同样面临困难的抉择：他的哥哥波吕尼科斯因反叛城邦，被继位的国王克瑞翁宣布为判徒，不仅将其处死，还将他的尸体抛弃在野外，任其腐烂，并且发布禁令，任何人都不得为波吕尼科斯收尸。安提戈涅认为，尽管其兄长的行为触犯了国法，理应受到刑罚，但依照她们家族的宗教信仰，她有义务埋葬兄长。如果她只是服从城邦的法律，使其兄长暴尸荒野，那就有违宗教信仰，会遭致神灵的惩戒。因此，安提戈涅勇敢地站了出来，收敛了兄长的尸体，并将之安葬。
安提戈涅的行动显然违犯了克瑞翁的新法律，但她的一番申辩，并未诉诸亲情，或者屈己以从法，而是以超验的宗教命令直接反对这种非正义的法律，正如她对克瑞翁的回答：我敢违犯你的“法令”，因为公布这条法令的不是宙斯，不是坐在地狱诸神旁边的正义之神，这不是他们为人类制定的法律。
缇萦与安提戈涅的故事，虽然都体现出对亲人的情感，但其背后的理据，却反映出中西法律思维间的差异。安提戈涅为兄收尸的理由，源自于宗教命令，是“天神制定的永恒不变的不成文律条”。也就是说，克瑞翁的法令，只是人世间的法律，违犯它当然也会遭致惩罚，但总要好过对宗教律令的违反。这一论证的内在理据是，来自神灵的永恒律令高于人间的世俗立法，若世俗法违背了宗教价值指向，就丧失其作为法律的合法性。安提戈涅的做法尽管违背了克瑞翁所定的世俗法，但却符合永恒律令的要求。由此，强调法律的普遍性与永恒性，认为“更高级别”的法律可以通过理性的审辨与思考来发现，就成为西方法律传统的重要内容。二战以后，对德国纳粹的审判中，藉由对实证主义法律的批判而兴起的“新自然法学”，不过是这一传统的现代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