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林杰&关停一门基础课：耶鲁大学艺术系是在“自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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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福西永（1881—1943）及其代表作中译本《形式的生命》（陈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纽约大学的德国移民们将艺术史作为一种学术追求带到了美国，但在耶鲁，艺术史长期保持着法国教授所缔造的美学追求。
这一切都走在美国艺术史学的主线之外。美国艺术史上的决定性事件是1933年希特勒上台——整整一代杰出的艺术史学家，大部分（但并非全部为犹太人）都逃离了德国。首先是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随后是沃尔特·弗兰德林德尔（Walter Friedlaender）、卡尔·雷曼（Karl Lehmann）、朱利乌斯·赫尔德（Julius Held）和理查德·克劳特海默（Richard Krautheimer），他们合力将纽约大学变成了艺术史的“流亡政府”。十年之内，纽约大学的研究生们陆续赴全美各地教授艺术史课程，教学方法也不同于耶鲁大学。潘诺夫斯基的专长是图像学，对文艺复兴时期绘画中所蕴含的符号进行诠释，言辞精美。如果说福西永关注的是形式的生命及其带来的乐趣，那么潘诺夫斯基则是深入探究其意义。纽约大学的德国移民们将艺术史作为一种学术追求带到了美国，但在耶鲁，艺术史长期保持着法国教授所缔造的美学追求。如果你没上过艺术史概览课，就不会明白表演艺术的要素有多么重要。上课必须得是在黑暗中投影图像，图像通常是两张一组。如果房间太热、老师声音又低的话，根本挡不住瞌睡虫来袭。但在耶鲁大学，就有这样一位大师级的表演者——文森特·斯考利（Vincent Scully），他在60年的教学生涯中，让这门课成为一个传奇。他会大步走到屏幕前，不带讲义，口才惊人，需要的时候或咆哮或低语，还时不时用指屏的长竿敲击地板，提示放映员切换幻灯片。一个学生看到他的教授因为一件艺术作品而哽咽（斯考利可会哭了），便永远不会忘记它。其实到最后，你并非简单地学到了一串建筑和绘画名单，那些在书里也有，而是学会了如何眼对眼地面对一件艺术作品，在实打实的对抗中获得体会，其中就包含了你全部的人性、智力、情感和记忆。这种体验是相当上头的，斯考利激励了很多学生去念建筑，而1980年代的新城市主义很大程度上就是他以前学生的作品。斯考利于1991年正式退休，很快就被证明无可替代，其继任者中没有一个能达到他那样又英雄又浪漫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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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森特·斯考利（1920—2017）也曾是一个彻底的现代主义者，后来才开始日渐注重建筑与社区环境、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并对1963年时未曾反对纽约宾州车站新艺术风格建筑的拆除、破坏了城市生态深感后悔。学术界不乏能言善辩、有剧场感的表演者，但要讲授这一课程，还需要更多。比如，讲解乔托和毕加索时，要有非常高昂的热情，不然整堂课就毫无生气——这就需要一个通才。理想情况下，一个人应有广泛的兴趣和阅读基础，但还必须毫无畏惧地提出自己的主张。但是在现代大学里，无所畏惧的通才寥寥无几，学者们更喜欢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进行安全的教学。即使耶鲁有意保留这门课程，要想找到有能力或有意愿授课的学者，也并非一件易事。耶鲁此次取消课程之举，只是艺术史领域正在发生的深层次变化的一个可见部分，而有很大一部分变化公众是看不到的。大约一代人之前，艺术教学的潜在前提是承认这是一种文明的表达方式，是文明创造的最崇高的东西之一，是人类引以为豪的成就，像莫扎特的音乐、莎士比亚的戏剧。于是，艺术史自然而然地集中在那些充满激情和创造力的伟大时刻，例如13世纪或文艺复兴全盛期，或是会出现极大的跳跃，例如短短数十年就从印象派一跃而至立体主义。这种艺术是西方的，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腊，这点无可辩驳。而发生改变的，也是让学者们感到不适的，是西方艺术是“我们的艺术”的这种感觉。强调西方传统就是承认它，并成为可能归罪于它的历史行为的同谋，包括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环境破坏等等。那种一些艺术优于另一些艺术，甚至达到了人类成就的顶峰的观念让人十分尴尬。不过，即便西方文化信心的崩溃造成了一个空白，这个空白也被另一方面的人填补了——学者们发现，他们可以不像鉴赏家，而是像人类学家那样观看艺术，避免做出价值判断。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个艺术史项目的介绍中，就明确自陈“并非全面的调查，而是艺术的抽样……从不同的历史时期、地区和文化来进行观察”，其中的人类学方法显而易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