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太公因为辅佐周文王、周武王而有大功劳，受封于齐地。

【 光武帝刘秀！冷酷无情 帝王师姜太公与孔子谈杀人, 令人不寒而栗又不得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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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齐地有一个人名叫华士，人们都称赞他很贤明。他认为，不臣服于天子，不结交诸侯是正当的事。姜太公对华士的名气也有所耳闻，到达齐地后，就派人请他。不料这华士果然清高得不得了，三次都不肯到。姜太公于是命人把华士杀了。周武王之弟姬旦（即后来辅佐成王为政，“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周公）问姜太公：“华士是齐地的一位高士，怎么杀了他呢？”姜太公回答说：“不臣服天子，不结交诸侯的人，我太公望还能将他臣服、与之结交吗？凡国君无法使之臣服、不得结交的人，就是上天所要遗弃的人。召他三次而不来，则是叛逆之民。如果表扬他，使他成为全国民众效法的对象，那要我这个当国君的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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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儒家圣人孔子在鲁国收学生办私立学校。鲁国有个大夫叫少正卯故意搞破坏，蛊惑孔子的学生们多次离开学堂，使孔子的学堂由高徒满座变成空无一人，几乎办不下去。后来，孔子被鲁国国君任命为掌管刑狱的大司寇。孔子一上任，马上就判处少正卯死刑，并准备在宫门外公开杀了他。孔子的学生子贡（端木赐）对孔子说：“少正卯是鲁国的名人，老师您杀了他，会不会不恰当啊？”孔子说：“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此，则不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以不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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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这句话的大概意思就是说：人世间有五种罪恶比盗窃更可恶：第一种是心思通达而阴险，第二种是行为乖僻而固执不改，第三种是言辞虚伪而蛊惑人心，第四种是记取非义、多而广博，第五种是做错事而认为理所当然。一般人要是有这五种罪恶之一，就不免被君子所杀；而少正卯同时具备五种恶行，正是小人中的奸雄，不可不杀。”于是，孔子坚持杀了少正卯。姜太公和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望的帝王之师，都主张实施仁政，宽容待人，但他们在谈到为何要杀华士和少正卯时，却不约而同地态度坚定，冷酷无情，令人不寒而栗又不得不叹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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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会如此呢？我认为，主要原因就在于姜太公和孔子都不是迂腐的人，他们讲仁政、讲宽容，都是有底线、有原则的。“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这是清朝大学士张英的一首名诗，诗中所要表达的主要意思是劝家人要宽容待人。宽容待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一种修养，也是一种境界，利人利己。但我们讲宽容，又不能是非不分、善恶不辨，总当好好先生。讲宽容，必须坚持底线，坚持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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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初年，太中大夫粱统认为，君主的道义，是以仁义为主。仁是爱人，义是坚持原则。爱人就要以除暴为目的，坚持原则就要以消灭祸乱为中心。设置刑罚在于适中，不能偏轻。（立君之道，仁义为主，仁者爱人，义者正理。爱人以除残为务，正理以去乱为心；刑罚在衷，无取于轻）。所以，他在建议光武帝刘秀应该严明法典的奏疏中说：“臣之所奏，非曰严刑。《经》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衷之为言，不轻不重之谓也。自高祖至于孝宣，海内称治，至初元、建平而盗贼浸多，皆刑罚不衷，愚人易犯之所致也。由此观之，则刑轻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奸轨，而害及良善也！”“刑轻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奸轨，而害及良善”（减轻刑罚的作法，反而酿成大祸。对奸诈不轨的人施恩，讲宽容，就是伤害善良的人），这真是至理名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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