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读书 | 他不是流量，却以哲学家的身份登上了中国时尚杂志的封面( 二 )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告诉我：“桑德尔解决道德问题的进路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不仅非常新颖，而且与某些重大社会问题的日常讨论密切相关。”直到我去校园现场感受桑德尔与中国相遇的时候，他那些有字幕的关于西方政治哲学理论的课程，在网络上的观看次数已经至少有2000万次。《时尚先生Esquire》曾经以他为封面，标题是《巨匠与杰作》。
如果生活在21世纪早期的中国（我于2005—2013年在这里生活），就会见证一种哲学和精神上的复兴，这可以与19世纪美国的大觉醒时代相提并论。
人们的基本物质需求越是得到满足，就越质疑以往的分配方式。为了寻求新的意义，他们不仅从宗教，也从哲学、心理学和文学当中寻求新的方式，从而在一个意识形态上不一致并不断改革的世界当中为自己辨明方向。在一个竞争激烈、由市场驱动的社会中，个体对陌生人负有什么样的责任呢？当说真话非常危险的时候，一个人有多大的责任要说真话呢？一个社会应该如何定义公平和机会？追寻这些问题的答案，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是在追求繁荣发展那样，唤醒并激发着人们。
桑德尔习惯于和他的妻子及两个儿子安静地生活在马萨诸塞州布鲁克林市，后来开始学着应对他在国外，尤其是东亚所产生的异乎寻常的反响。在首尔，他曾在一个室外体育场向1.4 万人演讲；在东京，他的演讲入场券被黄牛炒到了500美元一张。在中国，他激发了一种近乎宗教的虔诚，他在这里成为明星般的人物。有一次，在上海机场，护照检查官拦住他，然后喋喋不休地告诉他，自己是他的粉丝。
在厦门大学的报告厅外面，人群聚集得越来越多，最后主办方决定将门打开，以便更好地维持秩序。因此，尽管有消防法规，他们还是让人群涌入过道，密密麻麻的年轻人坐满了每一个角落。
桑德尔走上讲台，在他身后是一块巨大的塑料横幅，写着他新书的名字：《金钱不能买什么》。在这本书中，他询问道，是不是现代生活的很多特征，正在变成他所说的“牟利的工具”。在中国，钟摆已经迅速地远离了计划经济，如今社会上的每一件事物似乎都有一个价签：服兵役、幼儿园上学资格、法官的裁决等等。桑德尔所传递的信息与此密切相关，因而听众全神贯注。他告诉听众：“我并不是在反对市场本身；我是在说，我们几乎没有意识到，近几十年以来，我们已经从市场经济变成了市场社会。”
桑德尔提到了从报纸头条上读来的一个故事：某个来自安徽省一个贫困地区的高中生将自己的肾卖了3500美元；当他拿着iPad和iPhone回到家之后，他的母亲发现了这场交易；紧接着他出现了肾衰竭。给他做手术的医生和另外8人随后被捕——他们已经以10倍的价格把这颗肾转卖了出去。“中国有150万人需要器官移植，”桑德尔告诉听众，“不过，每年只有1万个可用的器官。”他接着发问：“我们这里有多少人会支持合法地通过自由市场来买卖肾器官呢？”
一个英文名叫彼得的中国年轻人，身穿一件白色运动衫，戴着厚厚的眼镜，举起手表达了一种自由至上主义的立场，认为使肾器官交易合法化会消除黑市。其他人则不同意他的观点。桑德尔突然加大了砝码，假设一个中国父亲先是卖了一颗肾，“几年后，他又要送老二上学，这时一个人来问他，如果他愿意放弃生命的话，是不是愿意把另一颗肾（或心脏）也卖了。这样做有什么不对吗？”彼得想了想，说：“只要是自由、透明、公开的，富人就可以买到生命，这不是不道德的。”这时人群中传来一阵骚动，我身后的一位中年男子喊道：“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