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汪曾祺|我只能写我所熟悉的平平常常的人和事



西南联大@汪曾祺|我只能写我所熟悉的平平常常的人和事
文章插图

汪曾祺的散文家身份
文 | 陈学晶(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师)
散文家是汪曾祺先生的重要身份。这可以从他的家学、师法寻找到一些渊源,祖父汪嘉勋是清朝末科的“拔贡”(略高于“秀才”的功名),父亲汪菊生精通金石书画,能习各类乐器。祖父与父亲曾聘本地名流张仲陶、韦子廉二位先生分别教汪曾祺读《史记》、修桐城派古文及书法。“韦先生是专攻桐城派的。我跟着他,每天背一篇桐城派古文。姚鼐的、方苞的、戴名世和刘大櫆的,加在一起不下百十篇。”汪曾祺非常推崇“桐城义法”:讲究文章的提、放、断、连、疾、徐、顿、挫,讲“文气”。他把“文气”与中国画讲的“气韵生动”会通起来领悟,认为“文气”比“结构”“更为内在,更精微”。(《两栖杂述》,1982)
散文把汪曾祺带入文学世界,为他日后的创作提供了契机,并影响和奠定了他的创作气质。“一个作家读很多书。但是真正影响到他的风格的,往往只有不多的作家、不多的作品。有人问我受哪些作家影响比较深,我想了想,古人里是归有光,中国现代作家是鲁迅、沈从文、废名,外国作家是契诃夫和阿左林。”(《谈风格》,1984)


西南联大@汪曾祺|我只能写我所熟悉的平平常常的人和事
文章插图

沈从文与汪曾祺
高中二年级以后,日本人打了邻县,汪曾祺“逃难”到乡下,带了两本书,一本是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一本是《沈从文小说选》,“翻来覆去地看”。正如作家自己所言“好像命中注定要当沈从文先生的学生”,1939年汪曾祺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40年开始创作小说,受到小说家沈从文的亲自指点,断言“将来必有大成就”。(1941年2月3日,沈从文写给施蛰存的信)1943年肄业后,先后在昆明和上海当中学教师,出版小说集《邂逅集》。
鲁迅的《故乡》、沈从文的《长河》、废名的《竹林的故事》、契诃夫的《恐惧》、阿左林的《阿左林先生是古怪的》,都被汪曾祺归入散文化小说,且认为“散文化是世界小说的一种(不是唯一的一种)趋势”。(《小说的散文化》,1986)
散文化的小说,可以是“连续性的散文诗”,也可“全无故事”,就像沈从文的长篇小说《长河》,“没有大起大落,大开大闔,没有强烈的戏剧性,没有高峰,没有悬念”,“大概传统的、严格意义上的小说有一点像山,而散文化小说有一点像水。”(《小说的散文化》,1986)小说的散文化,让我们对小说的观念起了一点变化,同时,也让我们意识到汪曾祺的小说创作得力于散文的功底。
1989年 3月,汪曾祺的散文集《蒲桥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编者将此书的简介别致地印在了封面上,从中我们可以一窥汪曾祺的散文特色:“有人说汪曾祺的散文比小说好。虽非定论,却有道理。此集诸篇,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鱼虫、爪果食物,皆有情致。间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丽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永,春初新韭,秋未晚菘,滋味近似。”


西南联大@汪曾祺|我只能写我所熟悉的平平常常的人和事
文章插图

找到一种合适的写作方式,一两种最上手的体裁,接下来就需要个人性情、生活阅历,慢慢渗入,充实于其中,锤炼为文。而每遇人生困顿的时刻,写作又会支撑起生活的信念与力量。汪曾祺1946年到上海,找不到工作,几近崩溃,甚至想自杀。沈从文从北平写信,把他大骂一顿,提醒说“你手中有一枝笔,怕什么!” 1958年秋,汪曾祺被下放到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沈从文给他写了一封长信,鼓励他不要放下笔。“一个人如果能够用文字写作,又乐意终生从事于这个工作,对于写作,还是始终要有一种顽强信心。这种信心是肯定生命一种正常态度,扩大延续生命一种正常目的。要从内而发,不决定于外在因子。如仅从外在‘行市’而工作,永远是不可能持久众生的。”“一句话,你能有机会写,就还是写下去吧……”汪曾祺一直没有搁笔,虽然“文革”让他前后中断了二十多年,但他从未放弃。做《民间文学》编辑的时候,觉得“不读一点民歌和民间故事,是不能成为一个好小说家的”;搞京剧的时候,认为“写小说的也是可以从戏曲里学到很多东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