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汪曾祺｜我只能写我所熟悉的平平常常的人和事

文章插图

汪曾祺的散文家身份
文 | 陈学晶（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师）
散文家是汪曾祺先生的重要身份。这可以从他的家学、师法寻找到一些渊源，祖父汪嘉勋是清朝末科的“拔贡”（略高于“秀才”的功名），父亲汪菊生精通金石书画，能习各类乐器。祖父与父亲曾聘本地名流张仲陶、韦子廉二位先生分别教汪曾祺读《史记》、修桐城派古文及书法。“韦先生是专攻桐城派的。我跟着他，每天背一篇桐城派古文。姚鼐的、方苞的、戴名世和刘大櫆的，加在一起不下百十篇。”汪曾祺非常推崇“桐城义法”：讲究文章的提、放、断、连、疾、徐、顿、挫，讲“文气”。他把“文气”与中国画讲的“气韵生动”会通起来领悟，认为“文气”比“结构”“更为内在，更精微”。（《两栖杂述》，1982）
散文把汪曾祺带入文学世界，为他日后的创作提供了契机，并影响和奠定了他的创作气质。“一个作家读很多书。但是真正影响到他的风格的，往往只有不多的作家、不多的作品。有人问我受哪些作家影响比较深，我想了想，古人里是归有光，中国现代作家是鲁迅、沈从文、废名，外国作家是契诃夫和阿左林。”（《谈风格》，1984）

文章插图

沈从文与汪曾祺
高中二年级以后，日本人打了邻县，汪曾祺“逃难”到乡下，带了两本书，一本是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一本是《沈从文小说选》，“翻来覆去地看”。正如作家自己所言“好像命中注定要当沈从文先生的学生”，1939年汪曾祺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40年开始创作小说，受到小说家沈从文的亲自指点，断言“将来必有大成就”。（1941年2月3日，沈从文写给施蛰存的信）1943年肄业后，先后在昆明和上海当中学教师，出版小说集《邂逅集》。
鲁迅的《故乡》、沈从文的《长河》、废名的《竹林的故事》、契诃夫的《恐惧》、阿左林的《阿左林先生是古怪的》，都被汪曾祺归入散文化小说，且认为“散文化是世界小说的一种（不是唯一的一种）趋势”。（《小说的散文化》，1986）
散文化的小说，可以是“连续性的散文诗”，也可“全无故事”，就像沈从文的长篇小说《长河》，“没有大起大落，大开大闔，没有强烈的戏剧性，没有高峰，没有悬念”，“大概传统的、严格意义上的小说有一点像山，而散文化小说有一点像水。”（《小说的散文化》，1986）小说的散文化，让我们对小说的观念起了一点变化，同时，也让我们意识到汪曾祺的小说创作得力于散文的功底。
1989年 3月，汪曾祺的散文集《蒲桥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编者将此书的简介别致地印在了封面上，从中我们可以一窥汪曾祺的散文特色：“有人说汪曾祺的散文比小说好。虽非定论，却有道理。此集诸篇，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鱼虫、爪果食物，皆有情致。间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丽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永，春初新韭，秋未晚菘，滋味近似。”

文章插图

找到一种合适的写作方式，一两种最上手的体裁，接下来就需要个人性情、生活阅历，慢慢渗入，充实于其中，锤炼为文。而每遇人生困顿的时刻，写作又会支撑起生活的信念与力量。汪曾祺1946年到上海，找不到工作，几近崩溃，甚至想自杀。沈从文从北平写信，把他大骂一顿，提醒说“你手中有一枝笔，怕什么！” 1958年秋，汪曾祺被下放到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沈从文给他写了一封长信，鼓励他不要放下笔。“一个人如果能够用文字写作，又乐意终生从事于这个工作，对于写作，还是始终要有一种顽强信心。这种信心是肯定生命一种正常态度，扩大延续生命一种正常目的。要从内而发，不决定于外在因子。如仅从外在‘行市’而工作，永远是不可能持久众生的。”“一句话，你能有机会写，就还是写下去吧……”汪曾祺一直没有搁笔，虽然“文革”让他前后中断了二十多年，但他从未放弃。做《民间文学》编辑的时候，觉得“不读一点民歌和民间故事，是不能成为一个好小说家的”；搞京剧的时候，认为“写小说的也是可以从戏曲里学到很多东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