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出版社#汪曾祺致《人民文学》编辑的一封信 | 陈建军

人民文学出版社#汪曾祺致《人民文学》编辑的一封信 | 陈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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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1920-1997)
汪曾祺有一短篇小说,题名《八千岁》,发表在《人民文学》1983年第2期(2月20日出版)。2月24日,汪曾祺收到样刊后,当即给《人民文学》编辑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未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1月版《汪曾祺全集》。全文如下:
编辑同志:
《人民文学》今日收到。拙作《八千岁》错字颇多。粗看一遍,有这些:26页左栏第3行“当时的铜元”,“当时”当作“当十”。晚清至民国所铸铜元有两种,一种是紫铜的,“当”十个制钱,有的钱面上即铸有“当拾文”。南方通用的即是这种。另有一种当贰拾文的,是黄铜的,我们那里偶尔见到,谓之“大铜板”,以别于紫铜的小铜板,市面上不通用。
26页右栏第1行“方能”当作“才能”。
27页左栏第4行“脱稻”当作“晚稻”。
27页左栏第13行“发黑”当作“发黄”。
29页左栏第28行“打个儿”当作“打千儿”。
31页左栏第7行“釉红彩”当作“油红彩”。“彩”是著釉之法,如“粉彩”、“斗彩”。“油红彩”是一种石榴花颜色的“彩”,因为看来如发油光,故名“油红彩”。这是一种并不贵重的彩,过去常见的“寿字碗”就是这种“彩”。改为“釉红彩”,遂不可解,亦恐为稍懂瓷器的人所笑。
31页左栏第16行“浇面”当作“饺面”。“饺面”即馄饨面。“浇面”则是有“浇头”(如炒肉丝)的面了。乡下人是吃不起有“浇头”的面的。31页右栏倒第4行“滚动”当作“流动”。32页左栏第13、16、18行“大财主”都应作“土财主”。“大财主”多与官方有联系,八舅太爷是不敢写恐吓信去的。
以上错字有些是可能原稿写得不清楚,或原稿上即有笔误,以致排错。但看来大部分是编辑同志出于好心,按照他的理解而改错了的。如“当十”改为“当时”、“油红”改为“釉红”。我建议,以后如果遇有类似的疑不能决的字,最好和作者联系一下。这是小事,但注意一下,对改进编辑作风有好处。象这些错字,虽无关宏旨,但于文义不无小损。目前刊物的错字太多,贵刊还算是好些的。
又排印时不知为什么把原稿中的空行全部拿掉。这样全篇节奏就不那么清楚,读起来使人有喘不过气来之感。有些故意切断处,原意是想让人在这里停下来捉摸一下的,现在只好是联珠炮似的一直放到底了。
我并未因此不高兴,写此信是提醒你们一下而已。
敬礼
汪曾祺
二月二十四日
这封信载《人民文学》1983年第4期“作者·读者·编者”栏,题为《作家汪曾祺的来信》(未列入目录)。《人民文学》编辑部高度重视汪曾祺来信,特于信首加了一段按语:“编者按:本刊第二期所发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八千岁》,由于校对疏忽,造成诸多错字。这件事突出地反映了我们工作中的缺点。经作家来信指正,我们深感愧疚。现将汪曾祺同志的来信全文发出,以代‘更正’,以致歉意。”此时,《人民文学》的主编是张光年,副主编是葛洛、李清泉和刘剑青。除以上四人外,编委尚有王蒙、孙犁、沙汀、严文井、张天翼、草明、贺敬之、唐弢、袁鹰、曹靖华、谢冰心和魏巍。从抬头语“编辑同志”来看,汪曾祺的这封信似非写给其中的某一位编辑,而是写给人民文学杂志社的。

《八千岁》刊《人民文学》1983年第2期第26—32、62页,每页分两栏排布,故有左栏、右栏之谓。信中,汪曾祺指出了11个错字,对有的用字为何是错的,还作了简要的解释和说明。为方便阅读起见,不妨将其所属全句抄录如下(加粗着重系笔者所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