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张居正与曾国藩：夺情与丁忧带来的迥异结局(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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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情与丁忧，究竟给人带来什么不同的影响？
张居正与曾国藩，同样是一个王朝晚期的名臣，但是一个夺情，一个丁忧，两人最后却迎来了完全迥异的人生结局。
那么，夺情与丁忧，究竟能给人带来什么不同的影响呢？
儒家礼制的丁忧制度，表面上看是为了体现子女对父母的孝，但实际上我们不该忽略它的深意：在人生的中间点上，丁忧制度迫使人静下来，对自己已经进行到半途的人生进行反思总结；经过丁忧期间的思考调整，人可以用更加稳健的步伐去应对人生下一个时段的挑战。
我们看到，父丧时的张居正52岁，曾国藩46岁，恰逢人生的中间时段，也是古代从政者到达一定政治高度的时期。人如果一直忙碌，不对自己进行反思的话，很多时候就是按照一种惯性在前进，而不会有什么调整，更谈不上有动力去改变、去创新。
中年时期容易发生危机，与我们现代人常常说到的中等收入陷阱非常类似。一个国家的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如果技术和创新跟不上，那么产业就失去增长动力，会在原地踏步，甚至倒退。人的中年危机也是这样，体能比不上年轻人，技能还原地踏步，那当然就遇到危机了。这个时候人需要静下来思考，如果能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调整好自己的姿态和心态，重新投入战斗，那么很大概率上，人生能迎来转机，局面也会为之打开。但如果没有这个静心思考的过程，那么很大概率上中年就真的成了危机窗口，很容易就滑下去了。
古人的丁忧制度，恰恰是考虑了这种情况，在中年时期为古代的政治精英们按下了一个为期三年的暂停键。
这三年时间，可以理清人生的来路，可以发现自己的不足，可以找到自己忽略的地方。反思问题之后，那么在接下来的人生之路上，就可以做出有效的调整，作出迎接人生更大挑战的姿态和信心，这样中年危机就可以化危险为机会，甚至绽放出人生第二春。
张居正的夺情，恰恰是省略了丁忧这一步，失去了让自己静下心来反思的机会，张居正也因此在专权的道路上越加放肆。比如，当有官员弹劾张居正夺情是“贪位忘亲”时，张居正竟然对这几名官员施加了廷杖责罚，把人打得惨不忍睹。接下来，张居正要对这些处以革职、除名之类的处罚，众多朝臣上书求情，但可惜张居正不听，一意孤行。
张居正用“夺情”巩固了权位，独揽大权，但这件事也成为他死后被论罪抄家的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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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湖北人张居正，湖南人曾国藩的丁忧做法，为他后来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为父丁忧之前，曾国藩在为官方面可以说是棱角分明，办事直愣。比如在咸丰帝刚继位时向大臣们求谏言，结果咸丰帝被气得把曾国藩的折子扔地上了。之后的曾国藩一点也不改，经常上折子参别人。参之前他还会主动告诉被参之人，说我因为某某事参你一本了，你有意见就回折子参我吧。曾国藩当时就这样，还有点为自己的耿直而自鸣得意。之后，曾国藩办地方团练开始剿匪，但可惜的是，曾国藩败多胜少，好几次被逼的要自尽。曾国藩就这样惨淡经营着，不得其法，直到其父去世，回家丁忧。
正是丁忧的15个月时间里，曾国藩对自己进行了反复而痛苦的回忆，检讨自己的前半生。也正是在此时，曾国藩领悟到了“大柔非柔，至刚无刚”的境界，从而由原来的方正变为圆通，开创了自己的做人做事做官的中庸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