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喜欢这篇小说 , 我还动手做了编辑工作:把两段我认为多余的文字勾去 。 我很想把这意见告诉张洁 , 可是去信无门 。 二十年后 , 1999年3月2日 , 瑞典大使馆举办《汉字王国》新书发布酒会 , 使馆特约嘉宾中有张洁 。 我作为这本新书的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编辑者 , 与她邂逅于此 。 西式酒会比较随意 , 就是拿着酒杯走来走去 , 相互交谈 。 我没有贸然与张洁谈《爱 , 是不能忘记》的修改意见 , 而是谈到她的长篇散文《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 , 我很喜欢 。 这本书记录了张洁的母亲从发病到去世八十多个日夜的事情 , 其中穿插母亲、张洁和张洁的女儿唐棣三代女人的故事 。 但出版社把它和其他作品编在一起 , 很不合适 。 我建议另出一种单行本 , 并增加三代人的人生照片 , 而且要把母亲的挂号证、病例、诊断书、药方、医疗费明细单、死亡通知书、火葬证、殡仪馆收费发票、往生位收费收据 , 母亲生病前后标注时间安排的月历、母亲生前养的猫的照片、母亲给外孙女唐棣(昵称“书包”)的几封信 , 以及唐棣的结婚照、唐棣的儿子和新生女儿的照片……所有与这本书有关的图像资料都收进来 , 做成一本“全纪录” , 一本最直观、最真实、最有纪念意义 , 有社会学价值的书 。 张洁称赞我对图像内容的敏感 , 认为我的想法很有新意 。 她同意回家收集一下这些资料后再说 。
回济南后 , 我立即给她写了一封信 , 并附上我对《爱 , 是不能忘记的》的修改意见 , 她于4月3日回信说:
谢谢你对《爱 , 是不能忘记的》的意见……感谢你多年来对我作品的关注 。 如你所说 , 文学现在已经不时髦了 , 我的书更是没有人读 , 我想这很正常 。 文学本来就是“小众”的事 , 像过去那些年万众一志读文学的事 , 可能并不正常 。 而且就我前些年的创作来说 , 也并不都是纯粹意义上的文学 , 比如我得奖的那些作品:《沉重的翅膀》《从森林里来的孩子》《谁生活得更美好》……这样说起来好像很没良心 , 可事实上社会对得奖作品的衡量标准 , 首先必须进入“主流” , 既然“主流” , 与文学的关系就不是很大了 。
在这封信里我才得知 , 《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出版很不顺利 , 先是在东北一家出版社出版 , 质量太差 , “仅仅几页 , 错误就有二十多处……我只好终止合同”;后来又有一家出版社要出 , 她只敢签一次性合同 , 印了五千册 。 “我不是不讲效益 , 但效益和好书不能兼得的情况下 , 我更关注的是一本好书……跟你谈这些 , 是希望你对我有进一步的了解 , 如果你觉得我不好合作 , 不妨放弃出版的念头” 。 她希望我到北京与她再谈一次 。
此前 , 我的确听说张洁是最难合作的作者之一 , 而且版税比较高 。 也是在这封信里 , 她告诉我 , 她的长篇小说《无字》第一部出版时 , 上海一家出版社为了蒙混读者 , 居然把“第一部”三个字删掉 , 而且文字错误多 , 制作粗糙 , 所以她宁肯放弃一万五千册的版税 , 果断终止合同 。 后来她送我的《无字》第一部 , 用红笔在书中做了一些改正 , 勒口“内容介绍”也用红笔划掉 , 封面用钢笔加上“第一部”字样 。 但我有信心让她满意 , 也让读者满意 。 6月3日我和编辑室主任刘瑞琳专程到北京与张洁面谈 , 谈得比较深入 , 到动情处 , 她流泪了 。 离开时我们带走了一些照片和材料 。 7月上旬张洁赴美国之前 , 与我们签了合同 , 并补了图像资料 。 此后由于她几次往返美国 , 此书拖至2000年底才付梓 。 出版不到一年就印了五次 。 后来拍《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电影时 , 剧组人手一册我们的书 , 说是对进入剧情和表演极有参考价值 。 电影的主角是斯琴高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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