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敏哲｜后疫情时代，城市如何安放我们的“年”？｜春节随想录( 二 ) |探索与争鸣|彭敏哲

城市过年的特点和乡村极为不同，网友们调侃：“现在‘年味’越来越淡，过年成了‘放假’ 。 ”在城市中，各种“年俗”都不再和农耕文化挂钩，不再具有生产的“功利性” ，更多地走向一种消费主义的“娱乐性” ，商家各显神通，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游客。后疫情时代，离开城市动辄就需要核酸检测报告，这让长途旅行成为了“奢侈品” ，本地游、周边游变成了大家聊作消遣的首选，毕竟，总比在家里当个“肥宅”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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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乡村走向城市，是农业文明时代走向工业文明时代的典型表征。而中国特有的“独生子女”一代，则为城市年节带来了新的风貌。子女不能回老家，而“团圆”又是春节不可少的主题，于是，父母随子女迁移至新城市过年，则成为后疫情时代一种常态。有的是父母已经退休，不再受单位规定的牵制，有的父母无业，相对拥有出行自由。当然，疫情之前也有这种现象，而疫情之后，城市在职员工受到的出行制约更多，在老家相对自由的父母则选择迁就子女，尽管春节置换了地理空间，却没有错过“团圆”这一应有之义。
这种新型的过年方式，带来了新的城市文化需求。我们需要城市为我们提供唤醒记忆中“年味”的更多线索，这其中许多城市周边的古镇/古村/古街游推出的正是绚烂多元的“年俗活动” 。仿古做旧的民居巷陌，古风四溢的亭台楼阁，还原了现代人对于“传统村落”的认知与想象。而漫步其中，你会遇见各式各样的表演，或是一群汉服达人游街串巷、执礼祭祀，或是少数民族歌舞联欢，或是传统的舞龙舞狮、地方戏曲、灯会，或者还有捏面人的、画糖人的、推石磨的各种美食手艺人……城里人围在一个半新半旧甚或就是全新的、人为营造的“乡村空间”里，感受传统的、属于乡村的年俗大杂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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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镇的年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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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由民俗所组成的古镇/乡村空间，分离出原本的居住意义，而在历史遗产的纪念性质和文化记忆的再生产上具有了新的空间意义。这些古镇/古村/古街，有的是在原有古迹的基础上翻修的，有的就是整体新建的。列斐伏尔指出空间既是一种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s），即一种扩展的、物质的环境；也是一种空间表征（representation of space），即指导实践的概念符号语义系统；同时还是表征的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它是实践者与环境之间的联系，是物质与精神、感觉、想象的融合。简而言之，空间包括实在（lived）、构想（conceived）和认知（perceived）三个层面。附着于城市而生的古村/古镇/古街，没有碾碎在城市化进程的推土机之下，而是随着现代城市文化建设重生，它既是一处文化遗产的物质存在，也赋予了人们构想与认知的精神空间，与人们内在的精神情感需求相融合。某些新建的仿古村镇，它们甚至连作为物质遗产的纪念意义也不复存在，而是指向更加纯粹的文化空间功能，通过一系列的传统元素，被赋予了象征、想象与隐喻的空间内涵。
无论是古镇古村，还是在老街老巷，各地所推出的年俗表演，更多是一种沉浸式的文化寻根，唤醒我们失落的记忆之场。无论是我们过往的生活记忆，还是中国民族的历史记忆，春节民俗始终是“年味”的象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年俗早已不具备它的原始功用，而成为了一种“回溯过往”的精神指向。我们筚路蓝缕，从乡村走向城市，最终又努力地要从城市“返回”乡村，找寻失落的记忆。我们一边抱怨着人为营造的“传统空间”过渡商业化，失却原味与本真，但另一边仍旧止不住地去回首寻觅。或许，城市是我们梦想的落脚点，而乡村，却始终是我们生命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