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文|“物勒主名”：我国古代在兵器上刻名字的传统，是怎样形成的？( 二 ) |武器|战国|商鞅|惠文王

传统铭文均为模铸而成，镌刻工作是顶先在范型上完成的，普遍刻镂谨严，字体工整。战国中晚期的新风格铭文则大多是器物铸成后直接在铜体上刻画而成，铭文毫无文采可言，普遍刻画粗疏，没有任何装饰意义，而只有纯粹实际的功用，即作为检查产品质量和生产情况的依据。
上述变化体现了在兼井战争愈演愈烈的现实压力下，统治者对军队实战武器质量的日益重视和生产管理的日益严密。而那些实用化的新风格铭文，则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战国造兵体制的丰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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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秦国兵器铭刻与造兵体制
据《史记?商君列传》，公孙鞅在秦孝公六年被拜为左庶长，十年至二十四年任大良造。商鞅诸器题刻乍看与传统的物勒主名很相似，实则有重大的区别：
一是铭文皆为铸后刻画，不甚规整，没有装饰的意义。
二是标明了制造时间。
三是商鞅附刻置用地名“雍”和置用器“矛” ，说明该镦用于雍城，配于矛上。两件商鞅殳镈也分别附刻置用地名“犛郑”、“雍，骄口” 。大概这些器物是按照大良造商鞅的命令生产的军队装备，后来的秦军武器，铭文起首皆作“某年相邦某造”或“某年郡守某造” ，可以认为系发端于商秧诸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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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秦国兵器铭刻的新形式始于秦孝公时代，那么到秦惠文王时(公元前337-前307年)便形成了完备的体例。造兵体制有三个级别或层次：
一级是“工＂，即工匠，为武器的实际制造者。
所见工匠名有禺、武等。
一级是“工师” ，他是官手工业生产机构的掌管者，生产的直接主持者，这些武器便是在他的主持和管理下制造的。
所见工师名有田、叶等。
一级是“相邦” ，或作“丞相” ，他们分别为惠文王和昭王时的秦相张仪(“义”)、魏冉(“冉”)、寿烛(“触”) 。
大概考虑到这一点，一些人便将这一级称为“名文监造者” 。
但这一修正却使督察之责落空，与物勒工名的宗旨不符。实际上，据云梦秦律，工师掌管的官手工业生产机构是按照年度任务(“岁功”)和临时性命令(“命书”)进行生产的，而年度任务和临时性命令都是由上方下达的，秦兵器刻辞中的“相邦”或“丞相” ，应当就是生产任务或生产命令的下达者。秦律中规定得很清楚，非岁功及毋命书而为它器，工师及其副手丞要受处司。所以须在兵器上刻上命令制造者，说明生产是有依据的，以备查核。
因此，可以将上述三级分别名为命者、主者、造者。命者下达生产任务或生产命令，主者主持制造和管理生产，造者具体承担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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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命、主、造三级具备的秦兵器刻辞始见于惠文王十三年的相邦义戈。与之相比，秦孝公时代的商鞅诸器刻辞仅有命者一级，惠文王四年的相邦樛斿戈仅有命者、造者二级，只比商鞅诸器多了造者一级。从商鞅诸器到四年相邦樛斿戈，再到十三年相邦义戈，构成了秦兵器刻辞体例渐趋完备的演变序列，其实质是官手工业管理的日益严密和物勒工名制度的日益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