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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虎钮錞于
作为我国最早的青铜打击乐器 , 錞于属“六鼓四金”之一 , 出现于商周时期 , 盛行于春秋汉代 , 起初为军用 , 后衍生为祭祀、宴乐之用 。
1983年 , 15尊以虎为钮的战国青铜錞于出土于新关镇安乐村熊家岗河滩之中 , 大小轻重不一 , 最重的达14.2公斤 , 整体数量为全国之最 , 一时间引发考古界轰动 。
“当年 , 暴涨的渫水河冲断了一处堤坝 , 几位捞河渣的农民看到了地面露出的铜器 , 便将其击碎后带回家中 。 ”时任石门县博物馆馆长的龙西斌还记得 , 那年他骑着单车 , 在农户家逐一走访 , 终于将碎片收集完整 。
那么 , 石门出土的虎钮錞于从何而来?
据考证 , 在商周早期 , 巴民族是和楚民族并列发展的南方民族 。 进入春秋时期以后 , 巴人的活动地域逐渐归入楚境 , 巴民族的一部分留居楚国 , 并与楚民族不断融合;另一部分逐渐向四川盆地迁移 , 慢慢与那里的蜀民族融合 。 战国时期 , 巴民族是楚国境内的主要民族之一 , 历史上称为巴楚 。 现在湘、鄂、川、黔、贵等地的土家族、苗族中 , 仍然还留存着许多巴文化和巴音的历史遗迹 , 湘鄂边陲的石门同样也不例外 。
就在前不久 , 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在官微对其馆藏之宝金箔虎解说时称:虎在巴蜀文化中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元素 , 传说巴族将白虎视为部族首领的化身进行供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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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虎争斗纹巴氏青铜戈
在常德博物馆的展厅里 , 一柄饰有抽象龙虎争斗纹的巴式青铜戈也从另一个角度也表明了 , 在巴地青铜文化兴盛的战国时期 , “巴人尚虎”一说确有其事 。
1980年 , 在临澧九里一座战国中期、相当于封君级的大墓中 , 出土了一座虎座凤鸟架鼓 。 鼓架以双虎为座 , 相背匍匐,虎尾相连 。 虎身以黑漆为身 , 绘红黄虎斑纹 。 双凤鸟为鼓架 , 相背立于虎身之上 , 红冠黄喙 , 傲然生姿 。 其制作之精美 , 从常德博物馆如今陈列的仿制品中可窥一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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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座凤鸟架鼓(仿制品)
类似的虎座凤鸟架鼓并不罕见 , 常常出现在战国时期的大型楚墓中 。 因此 , 考古专家认为 , 虎座凤鸟悬鼓是一件实用的乐器 , 是楚人在巫术仪式中充当交流的一类道具 。 据说 , 楚人奉火神祝融为祖先 , 以浴火凤凰为图腾信仰 , 架鼓以凤鸟降伏白虎之姿出现 , 或许更多地寓示着楚人与巴人之间的矛盾冲突 , 包含着以虎为崇拜的族群最终被楚人降服的文化密码 。
融入日常:世代相传的吉祥物
关于虎的文字 , 先秦时期《周易. 乾》记载:“云从龙 , 风从虎 。 ”可见在远古时期 , 虎与龙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象征 , 是并驾齐驱的 。
从全国各地出土的文物来看 , 商代青铜器的虎元素也屡见不鲜 。 也有文物专家认为 , 最早虎的形象被赋予了神性 , 属于或影响了高级贵族使用的器物 , 且经历了一个从南到北的过程 , 并不断融合交流 。
随着时间的发展 , 虎的形象也逐渐下沉至民间 , 以分辨善恶、驱邪镇凶、益寿延年的附加属性 , 成为了世代相传的吉祥物 。
在常德博物馆内馆藏的数十枚铜镜中 , 采访人员发现了数面标注有“神兽”纹字样的铜镜 。 其中 , 一面直径为16.5厘米的新莽神兽纹铜镜纹饰繁复 , 四枚带座乳钉将主纹饰分为四区 , 分别配有朱雀、青龙、玄武、白虎四神兽 , 形象生动 , 颇具匠心 。 此铜镜于2009年常德市南坪夏家岗出土 , 是一处两汉之际常德特有的家族土墩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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