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建法|名编视野·林建法｜谢有顺：我常常想起林建法老师 |林建法|谢有顺|当代作家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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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有顺
去年的一个冬日，我走在福州街头，突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满口福州腔，一下愣住了，这不是林建法老师吗？赶紧在人群中搜寻，很快就明白，是自己听错了。我站在街头怅然了许久，想来好久都没听到建法老师的乡音了。三年前专门飞去沈阳看他，刘庆兄带路，进门见到建法老师时，看得出，他真是高兴，只是他患病多时，坐在轮椅上，话音模糊，只是断断续续的词汇中，乡音不改。建法老师的福建普通话，在文坛为很多人所熟知，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他从福建的《当代文艺探索》杂志调任辽宁的《当代作家评论》杂志开始算，他在东北生活了三十多年，可他的口音没有改过，也没有东北腔，任何场合仍说着他的福州腔普通话，由这一点，你就知道，他是一个多么固执的人。
建法老师的固执在文坛是出了名的。他也能静心听你讲一件事情的看法，但你很难改变他。他认定的事情，就一定会按自己的意思做下去，直到把事情做成、做好。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理论杂志已经举步维艰，办刊经费多半靠主编从各处化缘得来，但建法老师仍旧张罗了不少学术会议，在大连、锦州、上海、苏州等地召开，我参加过不少。那时他和新华社的许多朋友交好，凡开会，他只请新华社的采访人员发通稿。有些作品研讨会，作家本人是希望多请几家媒体来现场报道的，以求扩大影响，他们不敢直接向建法老师提出来，就希望我去和他说。建法老师那时对我可真好啊，很多事都会电话问我的意见，我说什么他也不会生气。我当时在《南方都市报》工作，就从一个媒体人的角度分析，现在的媒体环境变了，各地影响最大的往往是都市生活类报纸，像文化活动的报道，光仰仗新华社恐怕是不够了，即便新华社发了通稿，又有几家媒体会从稿库里选用这条新闻呢？还是得有几家专业报纸和几家有影响力的日报参与报道比较好。建法老师听了默默点头，可到会议开幕，采访人员仍旧是只有新华社一家。那些年，大家都不太在意这些，报不报道也不影响说话的兴致，而建法老师的观点是，采访人员多了，闹哄哄，就无法纯粹谈文学了。现在回想，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
建法老师的固执，许多时候正是缘于他的纯粹。和他见面，或者电话，几乎没有什么寒暄、客套，所有的话题，都是他的刊物，他的选题计划，以及他读到了哪些好作品。类似他这样的编痴，同时期的，我印象中还有《大家》主编李巍、《山花》主编何锐，只要他们有电话来，第一句话就是刊物刚编发了谁的作品，正策划什么选题，或者某某期“你搞一篇” 。没有这些主编的执念，估计就没有这些刊物的独特风格了。正因为视刊物如生命，建法老师广交朋友积累下的人脉资源，各种费心运作而拉来的赞助，多数都花在编刊和编书上了。在这个事上，没有朋友能劝得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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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原主编李巍
《山花》原主编何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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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他告诉我，《当代作家评论》杂志在新的一年要创办一个栏目，形式是发一篇或几篇具有探索风格的小说，同时配发这部小说的评论文章。他给我安排的任务是评同期发表的艾伟小说。我总觉得这个栏目多少有点任性了，一本评论刊物，头条发的居然是中短篇小说，个人偏好未免太重了，我劝过建法老师，但劝不动。栏目做了一年，也自然停了。另有一次，他要用作家的手模做刊物的封面，我脑补了一下，觉得一本理论刊物的封面是一个大手印，如同武侠小说里的铁砂掌，太触目惊心了，也没什么设计感，于是劝他慎用，但也没劝住。那几年，一收到新刊物，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作家的手掌，而且有些作家明显是应付了事，用手掌沾上黑墨往宣纸上一拍，再印到封面上，那手看起来枯槁得像某个坐关多年的老僧的。再说，作家与作家的手模，区别也不大，信息量有限，至少我个人觉得这不是成功的设计创意，但建法老师的作家缘好，大家都陪他玩了几年这个游戏。还有一次，建法老师告诉我，准备用半本多的杂志篇幅发林贤治先生的一篇长文，是谈中国散文五十年的，字数估计有十万字吧，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我说这不失为一个大胆的举措，只要文章好，偶尔的破例反而可以见出办刊者的魄力，但刊物毕竟是公器，也不能经常这么出位。建法老师这回倒是认同了我的看法。可不久之后，他在自己主编的另一本刊物上用整期的篇幅只发了一篇作品，是阎连科的一部长篇小说。这些事情，回想起来已恍若隔世，如今的主编们估计再也没机会像他这样挥洒自己的任性和固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