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通史涵盖的地理范围看,主要有三类:整体史,如伊本·福拉特的百卷本《列国诸王史》、巴德鲁丁·爱尼的25卷本《历史珠珞》等;地方通史,如伊本·易扎里的《安达卢西与马格里布纪》、伊本·塔厄里·比尔迪的《埃及与开罗列王》等;城镇通史,如艾兹迪的《摩苏尔史》、伊本·阿迪姆的《阿勒颇史粹》和伊本·法赫德的《麦加纪》等。从通史的时间跨度方面考察,主要分为两种:其一,从创世开始叙述的、以阿拉伯为中心的人类通史。泰伯里的《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和麦斯欧迪的《黄金草原与珠玑宝藏》是这类通史的典范。其二,从先知穆罕默德时期开始记述的伊斯兰通史,如贝伯尔斯·曼苏里的《希吉莱史》和扎哈比的《伊斯兰史》等。
第三,延续阶段(16世纪30年代至18世纪末)。马穆鲁克王朝覆灭后,大部分阿拉伯地区很快沦为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省份,阿拉伯文的官方地位被土耳其文取缔,阿拉伯史学走向衰落。但在19世纪西方史学浪潮强势涌入阿拉伯、打破其史学传统之前,通史编纂活动一直未中断。仅从体裁方面看,该时期的通史编纂有三个特点:首先,体裁更加灵活。比如,拔马赫拉玛的《时代精英辞世》融合编年体和层级传,记载622-1521年阿拉伯地区的名人和史事,把每20个伊斯兰历年划成一代,每五代(即100个伊斯兰历年,约等于97个公历年)为一个层级。其次,一些适合编写简明扼要通史的体裁受到欢迎,如章节体。迪雅尔伯克里的《五分史》、格拉玛尼的《史上列国纪事与原初遗迹》和易索密的《始续讯息》等均是章节体通史佳作。最后,编年体仍然占据重要地位。伊本·易玛德的《往逝纪》和叶哈雅·萨那尼的《也门纪》等都是该时期的优秀编年体通史。整体而言,该时期的通史还体现了中东地区史学交往不断深化的特点。比如,伊拉克史家易玛德·拉乌夫在《奥斯曼帝国时期的伊拉克历史与史家》中介绍了大量史书,其中部分通史著作是用阿拉伯文、土耳其文和波斯文等多种文字混合写成的。
若从整体上考察阿拉伯的通史编纂传统,可以发现其具有下述几个优点:第一,重视史料。优秀的通史编纂家,如泰伯里和伊本·艾西尔,都非常看重一手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他们走遍阿拉伯地区的各大历史文化名城,甚至不惜花费数十年光阴来完成这项工作。第二,语言优美。一些通史编纂家擅长以对话体的形式,让事件的主要参与者重现历史场景。大部分史家经常在著作中穿插诗歌韵文,让诗意夹杂在历史叙述中。第三,思想博深。传统阿拉伯史学家极少只沉浸于史学而不顾他学,穆托哈尔和米斯凯韦等史家就试图用哲学家的眼光来审视人类历史,留有富含朴素历史哲学思想的《原初与历史》和《各族经验与活力赓续》。伊本·赫勒敦则在其著作中,将阿拉伯历史哲学发挥到极致。不过,阿拉伯的通史编纂也有其难以避免的缺点。比如,许多通史著作始终被包裹在宗教氛围中,神学浓雾弥漫在字里行间。这主要是因为大部分传统阿拉伯史家兼具宗教学者的身份,有些史家甚至通过宗教学门径步入史学殿堂。
综上所述,阿拉伯的通史编纂经过千年的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传统。在其产生、发展与延续的过程中,史学交往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不仅让史料日趋丰富、缺失的历史记忆得到弥补和书写形式多样化,而且也不断充实通史编纂者的头脑,使之对人类历史的理解和反思更加全面、深刻和具有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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