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画$中国近现代以来山水画的衍变｜纵笔写大化——傅抱石绘画艺术重读张大千|翠佩|中国画|笔下|画坛

傅抱石先生是中国现代山水画大师，是20世纪中国涌现出的天才艺术家。其绘画的取材类型多元，艺术风格面貌也是多样的，这与他处在一个政治风云变幻的年代，并且用自己的艺术积极服务民生、深度参与社会互动有着关联，也造成了傅抱石艺术现象与成就体现出的复杂性。艺术史研究在讨论大师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带有一定膜拜倾向，这往往会带来一些过度的解读，反而无助于人们认识大师和理解大师，往往对于艺术家的真正价值造成遮蔽。关于傅抱石的艺术有这样一个论断，认为他的山水画风格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新中国成立之前）在重庆金刚坡时期，而新中国成立之后傅抱石的艺术就往下走了。本文拟以反驳上述论点为脉络，以朴素而冷静的眼光对于傅抱石的艺术进行一次整体而客观的分析，考察其人物画的风格渊源和艺术定位，主题性创作范畴的毛泽东诗（词）意与革命圣地题材系列的艺术得失，以及新中国写生道路对于傅抱石艺术的风格促成与笔墨局限，进而分析傅抱石作为艺术大师，真正代表其艺术成就高度的体现何在。一、取材类型与风格面貌的多样性傅抱石是与他生活的那个政治风云变幻的时代融合在一起的，作为一位富有社会责任感的艺术家，他从抗战时期的“三厅”到中大艺术史教授，从民国的美协理事到新中国的美协副主席和江苏省国画院院长……这些身份和经历都表明傅抱石不是一位独立于社会潮流之外的艺术家，他热情地投身于时代的洪流中。也正因为如此，随着时代主题和政治背景的转换，傅抱石也在不停地转换着自己的取材重心，调整着创作路径和角度取向，进行着多元的风格尝试，形成了其艺术现象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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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起群山间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拥有美术史学者和画家双重身份的傅抱石，在抗战和救亡的时代主题中绘制了一大批表现民族精神的人物画作品，包括配合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的上演而绘制的“屈原”以及著述相关的文学形象系列，此外还包括傅抱石从事艺术史研究范围内的古代艺术家和历史故事。这些人物画的创作并不是为了抒发文人士大夫的闲情逸致，而是有着非常深刻的时代内涵。傅抱石意在发挥艺术的社会功用，用他的作品来激励民族气节、弘扬民族精神，以期有助于抗战，这是傅抱石作为一名从事书画研究与创作的知识分子在抗战时期所能做到的。这批作品的风格面貌虽然在今天看来有些突兀，但却是那个特殊时代文化背景下的产物。由于异族的入侵，激发起了国人的民族自尊心，这个时期的中国艺术呈现出一个向本民族传统题材和民族风格样式回归的趋势。又适值这个时期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转向西南大后方，很多画家有条件奔赴西北临摹传播汉唐壁画，这种风气影响到了当时的人物画创作，造型取法转向汉唐时期壁画。傅抱石、李可染、叶浅予等艺术家的许多人物画也是在这个时期创作出的，整体风格上呈现出综合元明清积淀的写意笔墨，在人物造型上回归汉唐壁画的倾向，从而形成了一种时代风格样式。傅抱石的人物画风格是在这样一种时代大气候影响之下的典型体现，并且其创作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后。那个时期，傅抱石人物画和山水画并重，尤其是上世纪40年代在重庆金刚坡的五年，成为了傅抱石山水画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时期。1942年傅抱石来到重庆，观察感受那里的山水景观，他认为这才是中国山水画最好的取材样本，说这里“一草一木、一丘一壑，都是入画的粉本”。此前傅抱石的山水画受石涛风格的影响比较大，同时他也学习“四王”的画风，完全是传统一路。但是在居住重庆金刚坡任教中大艺术系时期，傅抱石的山水画风格突然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变，他后期成熟的山水画风中的许多基本风格元素此时已经具备，如化实为虚的处理手法、写生的基调，包括水墨造型以及独特皴法等都开始初见端倪，可以说傅抱石的山水画风格奠基就在这个时期。但是，我并不认为傅抱石在重庆金刚坡时期的山水画艺术一下子就达到了完全成熟的状态，他这个时期山水画风格古典的气息还较为浓重，喜欢图绘古人诗意，属于传统山水画的基本母题范畴，总体情调上依然是古典意境，描绘林泉情趣，呈现出主观情致气韵丰沛浓郁的基调，但是稍乏形质，形体和质感表现稍弱。因为在他这个时期的山水画中，皴法和水墨表现还没有与山石结构完全吻合，因而形象分量嫌轻，笔墨尚有浮漂之感，与其后期成熟形态的凝练大气画风相比较，这还是他在传统笔墨与写生方法初步遭遇之后的小成状态。而这些问题都还有待通过新中国成立后的写生来进一步解决和充实，使其画风更加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