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庆伟！让大遗址成为社会共享的文明课堂（坚持“两创” 书写史诗）( 二 ) 人世间|一起长大|离合|烟雨|广

采访人员：概念的衍变，可以看出保护理念的变化。从“不可移动文物”到“文物保护单位”，又从大遗址到考古遗址公园，内涵越来越丰富。重要的大遗址已经具有考古、科研、教育、游憩等多种功能，属于兼具科学性、开放性的文化景观。大遗址的保护与展示对整个中国文物保护工作发挥了示范性、综合性、带动性作用。可以想象，这条路的探索很不容易。
安磊：最近10年，文物保护利用观念经历了非常大的转变。2018年《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出台，是一个转折；2020年颁布的《大遗址利用导则(试行)》，明确提出“价值利用”和“相容使用”两种类型，完成了从“物的保存”到“价值继承”的蜕变。
这一转变在大遗址上体现得特别明显。大遗址刚开始规划时，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给文化遗产保护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大遗址保护与土地资源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慢慢地，大遗址从被人遗忘的角落逐渐成为城市中美丽的地方，从只有专业考古人员知道，到建成公园后开始被当地老百姓关注，甚至有了全国性的知名度，这些变化都是可见的。
不同主体看待同一个客体，价值是不一样的。大遗址对于考古工作者的意义，与对于政府部门、城市规划师、当地村民、外来旅客的价值，必然不同。大遗址的保护与展示，非常直观地体现了文化遗产的多元价值。
一址一策，更好提炼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
采访人员：规划中也提到，我国大遗址保护利用仍然存在深层次问题，比如空间用途管制措施尚不完善，保护与展示利用模式相对单一，大遗址“活起来”的办法不多、活力不够。哪些因素制约了大遗址进一步“活起来”？如何突破这些限制？
安磊：目前，大遗址展示利用的主要模式就是考古遗址公园。依托公园，有考古、研学、旅游、休闲等多种功能划分。目前，这些公园水平参差不齐，大明宫、殷墟、金沙、良渚、圆明园这样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大遗址还不够多，园区及遗址博物馆建设同质化较为明显。
孙庆伟：模式的单一，说明对大遗址的认识还不够深入。大遗址，规模大，内涵丰富，考古和研究力量都长期不足。即使是殷墟这样持续性特别好的大遗址，90多年过去了，我们对它的理解仍远远不够。我们要明确每个大遗址在历史长河中独一无二的位置，在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中的独特价值和内涵，在研究、展示和利用方面，根据其独特历史地位做到“一址一策”。尤其是殷墟、二里头等大型都邑性大遗址，需要国家的统一规划。
王璐：避免大遗址同质化，还需要调动社会各界力量参与，激活众人的智慧。比如，位于城区或近郊的考古遗址公园可以和节庆、营销、文化推广活动等结合，争取成为社区的文化中心。如大明宫遗址的草莓音乐节、圆明园遗址的“踏青节”、鸿山遗址的“鸿山葡萄节”等，都是较为成功的范例。考古遗址公园可能只是遗址的一部分或一个阶段，大遗址周边也可以发展特色产业，如窑址类遗址发展陶瓷业，良渚遗址尝试玉文化产业园，还有一些遗址适合发展生态农业。
每个大遗址都可以成为不可替代的文明课堂
采访人员：除了观念的更新和体制机制的创新，科技在大遗址保护利用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安磊：是的，比如规划中提到的数字互联工程，我们希望从智慧考古一直到智慧园区，甚至对接智慧城市和智慧乡村，将最初的原始数据一套数据用到底，形成公园运行全链条数字互联，并进一步衍生数字成果，这是系统化可持续考古、研究、保护、利用的技术保障。目前有很多遗址公园在进行类似的尝试，比如良渚、周口店、金沙、秦始皇陵、安吉，等等。希望这几个案例最终能够带动整个行业，通过科技力量推进产学研用一体化进程。还有大遗址监测，类似于世界遗产监测，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已经实现了年度监测常态化，基本达到了通过公园运行各类数据积累分析指导行业发展的目标，我们也希望能够进一步积累升级为正式的公园监测平台甚至大遗址监测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