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史|将近两千年的关公崇拜史，实际上也是一部中国观念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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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关帝庙——运城关帝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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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关公是与中国古代小说、戏剧这些文学样式共相始终的一个形象。正是在这些人文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在清初文学中，关羽已被崇誉为集“儒雅”“英灵”“神威”“义重”于一身， “作事如青天白日，待人如霁月光风”的“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了。 [2]
大约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缘故，盛行关公信仰的漫长时期中，历代史家对于关羽崇拜的始末根由、曲折转变，并没有认真的考探辨析。而近代文化断裂后，中国文学史凡谈论及此者，则率以“封建统治阶级提倡”和“《三国演义》影响”为由，众口一词，几成定论。
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杨庆堃（C. K.Yang）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专著《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被认为是以西方视角研究中国社会学的重要成果。在他撷取的全国八个代表性地区“庙宇的功能分配”中，就将关帝庙宇归类为“C ，国家”之“1 ，公民与政治道德的象征”中“b ，武将”一类，并论说道：
在当时全国性的人格神崇拜中，没有比关羽更突出的了，关帝庙遍及全国。虽然这位公元三世纪的武将是作为战神而被西方学者所熟知的，但就像大众信仰城隍一样，关公信仰起到了支持普遍和特殊价值观的作用……神话传说和定期的仪式活动，激励着百姓对关公保持虔诚的信仰，使关公信仰得以不断延续，历经千年始终保持着其在民间的影响力。 [3]
其实与文学史的说法相去不远。从现在掌握的情况看，对于关公文化略近于现代方式的专题研究，是从 1840 年由西方传教士白奇（Birch）的《解析中国之四：关帝保佑（AnalectaSinensia ， No4: The kwanTePaouHeum）》开始的。
国际知名汉学家李福清（B.Riftin）就说：
关帝信仰这个题目并不是新的题目，有许多国家的学者从 19 世纪中叶就开始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4]
而中国人自己在现代意义上的研究，则以 1929 年容肇祖在广州《民俗》杂志发表的《关帝显身图说》为最早。 1993 年饶宗颐在香港《明报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新加坡：五虎祠》，副题则是《谈到关学在四裔》。 “关学”之说，无非强调此中关联甚多，内蕴丰厚，绝非仅持关帝庙或者《三国志演义》一端立论所可道尽的。
“文化研究”据说是当前现当代文学的研究热点。但究竟何为“文化” ，却人言言殊，据说定义不下二百个。其实这本来是一个汉语词组，出自《周易·贲·象卦》的“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日本人以此移译源出拉丁文的 culture（词根原意是耕种），也是来源于农耕文明，由此产生的歧义又多出了一个乘方。
从先民说来， “文化”实际上应当是一个动词。东汉《说文》言， “文，错画也” ， “化，教行也” 。 “文”的本义就是“纹” ，自然纹理和花纹给人以美感，人们就乐意模仿。圣人所作的诗礼乐书也是美好的，人们如果也乐于模仿，那么天下就都变得美好了。这就是以文治来教化天下的意思，道出了文化的亲和力。
后来又出现了对应的概念，比如刘向《说苑》：“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 ”晋代束晰《补亡诗·由仪》说的：“文化内辑，武功外悠。 ”昭明太子萧统注曰：“言以文化辑和于内，用武德加于外远也。 ” [5] 又道出了文化的固有凝聚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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