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映芳|今天我们仍需要思考“什么是文化”丨2021新京报人文阅读思想图谱 |政治|人类学|范可|建构|丧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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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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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映芳，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青年”与中国的社会变迁》《城市中国的逻辑》《秩序与混沌：转型中国的“社会奇迹”》等。
陈映芳：学术界和一般读者，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知识匮乏严重。政治因素之外，还因为年轻学者们为职称和学术界地位，多转向英文写作、学科化论文写作，造成知识生产的“学科化”偏向越来越严重，以及人文知识修辞化、空洞化。
这是一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建设问题。这个缺陷导致本人及学界对许多问题的思考和论述，很难找准有意义的出发点，谬误也难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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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毅，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政治社会学、政治人类学、历史社会学、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和乡村治理等。著有《小镇喧嚣》《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等。
吴毅：如何认识当代中国发展的历史方位，是应该持续面对和思考的问题。无疑，从19世纪以来两百年中国大历史的尺度看，我们经历低谷又迎来高潮，但是，需要思考和总结是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这离不开对近代中国所开启的国家转型的认识，正是这一次变被动为主动的大转型，将中国的发展拉向了一个中国人过去不熟悉，也基本上没有思考过的方向。这个方向从表层上看，是要以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重新确立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而就深层次上看，则是要通过普通中国人的解放来建构一个现代国家。
因此，现代中国的发展，既是“nation-state”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崛起，更是，或者更重要的是“nation-state”意义上的“国民国家”的崛起，即通过确立国民在国家中的地位，来实现中华民族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可以说，后者是前者能持续性获得动力的根本原因。从这个角度看，改革开放的意义尤其重要。今天，在中国现代国家的持续建构中，我们需要继续深入思考如何去解决困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层次问题。
范可，南京大学社会学院人类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在野的全球化——流动、信任与认同》《漂泊者的返乡之旅》《什么是人类学》等。
范可：我在2021年持续关注的问题主要是疫情。疫情引起我们生活诸多改变。这些改变有许多有着文化的内容。一些行为模式的变化和习惯上的改变，从人类学的视角来看都涉及文化的变更。但问题在于，这样的变更是否能持续或者嵌入到我们的文化体内？如果持续变更，那就谈不上嵌入到文化体内。但由于高科技的发明和创新层出不穷，这些都直接地使我们的生活习惯发生变化。试想一下智能手机出现后带给我们的巨大变化。我们在信息获得、交往、娱乐、沟通、阅读等等，都与前智能手机大为不同。这就使我们思考，往后作为社会成员，我们文化习得的过程，还会如同以往吗？这样一来，有关文化变迁，以及文化作为有机体之类就得重新思考。
同时，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也就是作为有着边界的整体（bounded entity）的文化，也得重新思考，因为目前我们感受到的，可以成为文化改变或者变动的东西，都是碎片化的。可能如一些人类学家所言，当下我们更容易辨识某个因素是什么文化的（the cultural），但文化作为整体就很难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