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关注｜晚清幕府诗歌唱和的文学价值( 二 ) |曾国藩|文学|流派|诗歌|幕府

促进晚清诗坛研究不断深化
经过几代学人辛勤耕耘，关于晚清幕府唱和已取得不少研究成果，但由于该时期诗歌数量较为庞大，而学术积累时间较短，因此很多方面还有深入讨论的必要。
第一，从幕府唱和出发，对清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可以进行更为透辟的阐发。严迪昌认为， “清王朝的统治者们全力实施诗文化的投入” ，所谓“达官大僚以权势、才学、名望、财力等诸种因素综合而成的优势广揽人才， ‘结佩’相交，并非只是一种纯文学的风雅韵事。在具体历史条件下，他们所起的作用是使‘务期于正’的旨归得以贯彻于实践”（《清诗史》）。实际上，幕府唱和正是这种“实施诗文化”的载体，而“务期于正”在晚清风雨飘摇的时代环境中则充满张力，唱和诗中所表现的对这一旨归的顺应与背离值得进一步探讨。
第二，关于晚清诗人的研究虽有大量成果，但多集中于讨论具体诗人的诗学理论与创作风格，由唱和角度切入的研究相对较少，且对唱和诗的认识存在不足，多将此类诗归为应酬交际和逞才使气之作，因此，对于它们的文学意义与艺术价值需要以更严肃的态度重加审视。实际上，晚清重要的诗人几乎都与幕府相关，也正是这些名家巨手间的唱和叠韵，争奇斗巧，推进了诗艺进一步发展，使古典诗歌到此时期“已不再是一种待定的艺术，而业已成为一种既定的艺术，完成的艺术”（马亚中《中国近代诗歌史》）。
第三，对唱和诗包含的复杂性可以作更为深入的阐发。诗酒唱和本身也是诗学交流、激荡的过程，不同理论、风格的冲突、融合，自然有助于诗歌进一步发展演变。例如，曾国藩的幕府对晚清宋诗派形成的推扬之功甚大，莫友芝、张裕钊等各以自身的理论与实践丰富了该派的诗学成果。至于王闿运、施补华等文士为曾氏所弃，除了政见不合外，也与文学理念异趣有关。又如，陈三立诗歌风格由宗尚汉魏到推崇宋调，便与参加张之洞督鄂时的唱和活动有关。而张氏主导的唱和包括了不同流派的诗人，如陈衍等的“同光体” ，易顺鼎、樊增祥等的“唐宋调和派”与陈锐等的“汉魏六朝派” ，他们对“拟古”“六朝风气”“清切”“奥衍”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辨析。这些话题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清末诗学的热点，为古典诗歌理论的深化、修正和完善提供了机会，充分体现了晚清诗学博综兼取的时代特色。当然，由唱和切入，我们也可通过诗歌交流来勾勒不同诗人风格的演化轨迹，至于其中所表现的复杂心态和幽微情感，也均值得研究者关注。
第四，研究唱和活动的思路可拓展更新。过去对唱和的研究，往往以枚举代表诗人，介绍其生平事迹，叙述他们的交游状况、诗学观念、创作风格，最后旁及诗坛影响为基本范式，虽面面俱到，但难免有重复僵化之嫌，且过多文学史常识的赘述对读者的启发并不大。对于众多名家参与的唱和活动的研究，可不必巨细无遗地交代此类常识，而将研究重点转移到理论阐发和分析评鉴上来，从而开拓出新的研究思路。
【诗歌|关注｜晚清幕府诗歌唱和的文学价值】由幕府唱和为切入点对晚清诗坛展开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从研究方法来看，此一视角既可以对重要诗人展开深入讨论，又可以对创作群体加以观照，既重视个体之“异” ，又兼顾群体之“同” ，将微观分析与宏观把握相结合，将诗学思辨与创作实践相联系，从而达到认识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特色的目的。从文化角度来看，幕府唱和虽是一种已经消亡的文学现象，但作为传统文人交流的形式仍值得我们关注，其中所表现的幕主与幕僚关系、友朋关系和蕴含的精神沟通与诗意交流，对于我们了解传统士人的人际交往不无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