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关注｜晚清幕府诗歌唱和的文学价值 |曾国藩|文学|流派|诗歌|幕府

晚清诗学昌盛，流派纷呈，名家众多。汪辟疆在《近代诗派与地域》中说：“有清二百五十年间，使无近代诗家成就卓卓如此，诗坛之寥寂可知。 ”当时以幕府为核心的唱和活动盛行，几乎网罗了所有杰出诗人，因此不能不引起特别的关注。鸦片战争后，内忧外患的加剧给诗人带来新的刺激。所谓“诸公丁世乱，《雅》废《诗》将亡。所以命辞意，迥异沈与王”（石维岩《读石遗室诗集，呈石遗老人八十八韵》），这些扭转乾嘉浓腻浮华诗风的诸公如曾国藩、何绍基、莫友芝等多为幕府唱和的参与者。他们之所以能在晚清引领“不规规于王文简之标举神韵，沈文悫之主持温柔敦厚”（陈衍《近代诗钞》）的诗坛新潮，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通过交游唱和扩大影响，从而显示出幕府唱和与文学演进间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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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诗歌流派形成与发展
陈衍曾提出：“有清二百余载，以高位主持诗教者，在康熙曰王文简，在乾隆曰沈文悫，在道光咸丰则祁文端、曾文正也。 ”（《近代诗钞·叙》）揭示出高官显宦对诗坛风气的重要影响。与此同时，士人游幕也是当时重要的文化现象：“众多才华横溢却屡踬场屋、难入仕途的贫寒士人，为求得一谋生之路和读书治学的环境，亦纷纷投至各级官员幕下。士人游幕遂成为当时普遍的社会现象，一些吸纳了较有名学人的重要幕府随之出现，对清代学术文化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尚小明《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
除影响清代学术发展外，这种游幕文化也促进了幕府诗人的大量出现。一些富于诗人气质的幕主多乐于举行诗酒唱和活动，吴汝纶《姚公谈艺图记》记载：“独曾文正公在江南时……往往招携宾客，泛舟秦淮，徜徉玄武、莫愁之间，登眺钟阜、石头，流连景物，饮酒赋诗，以相娱娭。 ”曾国藩门下“宾僚尤极一时之盛”（薛福成《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如张裕钊、莫友芝等均名重一时，与曾国藩一起推动了晚清宋诗派的形成与发展。又如张之洞，作为“身系朝局疆寄之重者四十年”的名臣，群聚效应自然不容忽视，其“饱含书生气味，尤重诗文”（王仁堪语）的特质，对于文人士夫更是具有特别的吸引力。他督鄂督粤时幕府之盛，不在曾国藩之下，胡先骕便认为其门下“皆一时俊彦，方之苏门之盛，不多让焉” ， “即不以功业论，晚清三十年文物之盛，殆与公有形声影响之密矣”（《读张文襄〈广雅堂诗〉》）。钱仲联《近代诗钞》亦称：“（张之洞）总督湖广时，沈曾植、梁鼎芬……陈衍诸人，皆在罗致幕下或题襟酬唱之列。门下诗流，不限一家……可谓宏奖风流。 ”
实际上，有清一代诗坛格局的形成与演变，很大程度上即依赖于富有诗人气质的居高位者鼓吹引导，幕府中的交游唱和则是重要的实践方式，因此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侯冬在考察乾嘉幕府时认为：“清代诗歌、诗学之盛及其风气的转变与幕府甚为相关，清代文学的发生、发展乃至繁盛也与幕府的作用密不可分。 ”（《乾嘉幕府与诗歌研究》）而聚焦甚为昌盛的晚清诗坛，此点体现得更为明显，不仅幕府唱和活动频繁，唱和诗集亦刊刻众多，以幕府为中心甚至激发了诗歌流派的萌芽、发展与演化。此外，如果我们不将目光锁定在1912年之前，那么晚清幕府唱和并未随着辛亥鼎革而结束，其进入民国后的变形、流衍与消亡，与古典诗歌的命运呈现出耐人寻味的相似性，亦颇为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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