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书评·141｜不可抵达的幸福——评张惠雯中篇《美人》（戴瑶琴）( 二 ) |书评|美人|戴瑶琴|小说_文化

朗西埃在《底层青年的梦》一文中以司汤达《红与黑》为个案，论及现代小说的能量被用进两类体裁，一是散文诗， “它为了扩大感受的呈现而去掉了行动，把整个世界浓缩为细微的场景” ，一是某类小说， “它把人物的行动写得极为简单，这样就能让他们突然悟到日常生活的一成不变，然后再让他们在迷茫中走向尽头，或者在单调的重复中经受痛苦” 。（朗西埃：《美感论》，赵子龙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69页。）
很多评论寻找到张惠雯小说与契诃夫作品的共性，事实上，她继承并发展了“一类小说”风格，有福楼拜、莫泊桑、契诃夫、奈保尔、奥兹……简约的故事，复杂的心绪，消磨生命的模式化生活。那么，张惠雯赋予“美人系列”的主题是什么？我认为是从日常转录内心对美的记忆与情感。她借助“美人”的故事，调动读者对美好的人或事的涓滴回忆。 “这些东西曾深深打动过我们，伴随着我们的成长，其美丽回响甚至延绵直至中年。以这种方式，她属于我们每一个人，也仿佛成为了地方的另一种历史。 ”中篇是张惠雯的新实践，她依然延用极简主义叙事，揭示命运与情绪的起伏呼应，从意料之中的磨难里，展示“美人”如何渡过、又如何忘记、再如何不动声色地修复心灵坍塌。何丽会在三段恋情里，都付出绝对信任与交托，爱人之间也没有算计的干扰，她永远纯粹且真挚地对待感情。因而，各种女性独立、女性奋斗的说辞，若置于一位县城美人身上反而会显得不合时宜，她并没有经营美丽，只是安于生活，争取一段珍贵爱情。小说独特性也正由此建立。
时代、县城、美人，原本会激发强烈戏剧性的时间地点人物，却化入人世间，作者呈现何丽将苦难的逐层向内消化。从此层面分析，小说显示出与电影的不同，它会用文字内化或符号化复杂情绪，而镜头语言选择令其外化或物化。李成光无疑是小说张力最强的男性形象，他对何丽的追求、抛弃和寻找都裹挟其私心。三个时期与何丽的交往，皆以个人情感需求为目的。但李成光主动援救宋斌的动机却令人物即刻立体化，此刻的竭力保护（何丽与宋斌的孩子）因曾经的随性失去（他与何丽的孩子），补偿行为无形中突破了“利己”/“利他”界限，孩子真正牵引出其对逝去爱情的遗憾。这一情节设计是小说的一次升华，夹杂着苦涩的温情从文字间延宕开来。
张惠雯早期作品，比如《古柳官河》，曾集中描写乡镇集市，以此作为地域生态的重要因子，在后续创作里，她较少再聚焦乡土面貌，而是聚力于某个时刻的环境塑造。 “美人系列”中，她需要充分还原时代，创造沉浸式阅读体验，因此精准再现地方的种种细节成为构筑处境和情境的关键路径。《美人》基于三条主要街道营造空间，在何丽与李成光的爱情故事里，以县城中心——国营饭店为出发点，依次定位黄色帆布大棚、国营清真食堂、化肥厂、百货大楼、人民影院、县文化馆、门市部、人民大礼堂、机关大院，布景八十年代县城。权力成为左右命运的利器，主导何丽的家庭变故和人生转折。在九十年代生活现场，街市形态改变中透露观念改变：温州人开的新式发廊、港台歌星的歌、倒闭的国营饭店和国营百货大楼、新建的“青龙岗商业街”、没落的电影院、火爆的录像厅、二十四小时放映的最新港片、新兴的迪斯科舞厅，重构县城的物质轮廓，也折射其精神追求，资本开始凌驾权力，普通人孙向东获得了亲近美人的机会。进入2000年，卡拉OK、 VCD机、大屏幕彩电、音箱主宰娱乐，同时“拆迁热”从城区向郊外蔓延，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在扩城，大量土地被拍卖给地产开发商，宋斌因此崛起因此陷落。空间巨变，令城乡之间、中心与边缘之间的边界模糊至消失，何丽依然是县城焦点，新思想矗立的栅栏仍为其留出“美”的核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