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积山石窟|麦积山石窟保护：从基础研究到修复、数字化展示( 三 ) 文物|壁画|考古

2007年大学毕业后，我来到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工作，此后一直从事考古研究工作，我对麦积山石窟的认知也逐渐产生了新的想法：大概而言，麦积山石窟是我所了解的中国石窟中唯一一个涵盖东西南北文化的遗产，处于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十字路口，以石窟为代表的佛教文化融合的遗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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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积山位于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十字路口
麦积山石窟作为一个次文化中心，是中国石窟的佛教汉化过程中最关键的转折点。麦积山居于河西走廊，在多民族与汉族共同融合背景下，佛教与石窟寺最终融入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基因中去。这或许是探讨麦积山石窟的遗产价值的侧重点，需要我们持续深入的研究推进。宿白先生曾说过，考古报告的编写主体，最终、最主要的力量还是基层文物单位，高校与科研院所直接参与往往会遇见壁垒。因此，那些及时完成和撰写详尽扎实的考古发掘报告，离不开基层文物单位与科研院所的积极全面合作。基层文物单位与高校合作是石窟寺保护与考古研究的重要趋势与方向。总之，未来我们应该将麦积山石窟的考古工作或者科研工作，放到一个大的背景下，体现其作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构成要素的遗产价值。
复旦文博系学生提问：自1953年麦积山文物保管所成立后，麦积山石窟的保护管理机构先后经历过多次的名称隶属等方面的变化，并在2017年归入敦煌研究院管理。请问，在划入敦煌研究院管理之后，麦积山石窟的保护管理有哪些方面的变化？
李天铭：2017年，这一重要变化也引发思虑良多，意见纷繁复杂。从2017年到2022年的成果以及整个国家战略的发展趋势来看，我个人认为在这个阶段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归入敦煌研究院管理是正确的选择。首先，石窟之间的共性很多，敦煌研究院与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有良好的合作基础；其次，敦煌研究院的思考维度与深度远高于麦积山石窟本身。实际上，合并的五年来，麦积山石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绝非是我们个人的本事，而是麦积山石窟顺应了时代的发展，走了一条合适的道路。总体而言，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合并到敦煌研究院的利好，麦积山石窟级别提升，工作人员也有了编制，整体的工作效率与视野也都有了进一步的飞跃。
二、建立新的保护理论
复旦文博系学生提问：请问从管理层面来看，麦积山当下或者是未来最需要的是什么样的理论研究？
李天铭：在与复旦团队的交流与合作中，我们也认识到麦积山石窟保护工作需要一个更高层次的理论指导，突破石窟寺研究的理论瓶颈。因此，我们也与复旦团队达成了两个共识，一是合作制定麦积山的保护规划，以指导麦积山石窟未来15年的保护工作，二是共同申请甘肃省敦煌文物保护研究中心开放课题，即文化景观视野下麦积山石窟的价值阐释。
在早期的石窟寺研究中并不是以考古工作为主，而是以艺术研究为主。我们从一开始到七八十年代的考察团成员身份，可以得知那一时期的麦积山更重视美术研究工作。从敦煌研究院的历任院长来说，我们就可以清晰的看到中国石窟寺工作的重点与方向的转变。1952年与1953年围绕麦积山两次考察的考察团成员基本上都是艺术家，敦煌研究院的第一代院长常书鸿先生和第二代院长段文杰先生都是知名的画家，直到北大考古系的樊锦诗先生来到敦煌研究院才标志着另一个时代的开启，即从美术工作转向石窟寺考古工作，也打开了石窟寺数字化的新局面。到了王旭东先生，工作方向又转为了石窟寺保护。在中国，许多文科的领域，大学者往往产生在高校而非具体的部门，这或许是因为高校老师摆脱了具体部门的限制，更能从宏观的视野看待文化遗产所需要解决的问题。石窟寺的理论梳理与提升需要更多的如杜晓帆教授、王金华教授以及在座诸位的探索和努力。之前我曾提及石窟寺保护需要“虚” 的目标与期望，其实更需要“实”的理论来实现这些“虚”的目标。杜晓帆教授关于文化遗产的论述中时常提及我们应该保护什么？我们为什么要保护？然而，我们还没能给予那些喜爱艺术的人、热爱石窟寺的人，给予我们的国家甚至全世界一个特别准确的答案。因为我们还没有做出这样的石窟寺保护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