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思远×张德强｜《死水微澜》：“中国的左拉”与他笔下的都市文化悲歌( 二 ) |钟思远|张德强|小说_文化|李劼

《死水微澜》中还有一类群像值得琢磨，就是士绅阶层（如：成都郝公馆中的老爷太太、公子小姐）。郝公馆是当时成都典型的士绅家庭，公馆中的人和他们的亲友经常在家中谈古论今、讨论家国大事。在他们身上，李劼人生动呈现了在距北京城两千多公里外的成都人是如何感受义和团运动的。八国联军的入侵仅仅被他们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仿佛事不关己——这是令人惊讶的，熟读“修齐治平”的士绅阶层尚且如此，当时成都世风为何有如“死水” ， “微澜”为何距离“暴风雨”尚远，便可见一斑了。

本文图片

02
世情小说风范
不同于革命小说、启蒙小说、知识分子小说，世情小说（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最具中国古代传统小说的血脉。《死水微澜》对于中国世情小说传统的承续，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其中人物形象（无论主次），皆无典型的正面反面之别；二是作者的价值判断介入少，没有明显的教化倾向。
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里说道：“法国社会将要做历史学家，而我只能当它的书记。 ”将此置于中国文学的语境里，世情小说就体现出了用文学的方式来记录社会历史和人心的巴尔扎克式写法。这类小说里的人物生动自然、贴近生活，容易引起大众的共鸣，使人不自觉地通过小说中人物的命运更深入地体察自己的生活，反思自己的人生，形成对社会历史的个人化理解。在世情小说中，民众看不见所谓的历史规律，也看不见自己的生活如何在冥冥中被上帝之手改变，作者与读者一同感受着悲欢离合的人生百态。

本文图片

由此，也衍生出一个问题：我们如何从文学中看待历史和社会？或许可以分两类：一个是科学化的历史，它以事为本，需要有证可考，有据可依，如古人所谓“我注‘六经’” 。另一个是文学化的历史，它以人为本，作者通过历史印证，表达对世界的个人看法，如古人所谓“‘六经’注我” 。
正史（或所谓“事实之史”）沉默无言的地方，文学家自有其特殊使命，他们用笔墨描绘出一个活生生的民间社会。上至英雄领袖、大夫百官，下到工农商贾、贩夫走卒，文学化的历史往往另具只眼，关注许多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使他们变得栩栩如生、具象写神。在历史无情的风雨的冲刷下，他们为这些平凡人的物质、精神生存状况的变化留下浓墨重彩。这既是对历史本身壮丽庞杂的唤醒与复现，更是文学洞幽烛微的魅力与神奇。借用马尔克斯的话：在这里，文学的想象跳出历史的罅隙，展开了不可思议的飞翔。

本文图片

03
作者经历的文学化投射
《死水微澜》塑造的邓幺姑（蔡大嫂）形象为何如此不同？这或许与李劼人的留法经历（1919年底到1924年秋）有关。当时李劼人看到了法国女性生活状态的健康自然，以及法国男女两性交往中的自在洒脱，这些都引发了其内心新伦理与旧道德的碰撞。他笔下乱世男女的叛逆情欲关系于是有了一种反叛和挑战中国礼教传统的意味。
《死水微澜》中主要人物（蔡大嫂、蔡兴顺、罗歪嘴、顾天成）的情感纠葛与婚恋关系，直接挑战了中国传统的婚姻道德底线。且小说里还写到，成都当时流行一种同性恋风气，士绅阶层有钱有势的人不但要和妓女交往，而且还养相公（男妓）。不少文学评论家（自郭沫若开始）认为李劼人在写该小说时受到左拉为代表的法国自然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李劼人本人对此不太认同。他认为自然主义常常陷入刻意直接袒露人性阴暗与恶劣的泥潭。李劼人认为自己的小说只是如实观照，不虚美、不隐恶，既写人生的无理无常，也写人生的有情有义。虽然《死水微澜》所呈现出的中国地方社会在整体上是衰败的，世道人心不乏病态，民间信仰与伦理道德在各方势力的冲突中也是混乱的，但李劼人着力坚持书写的是希望与苦难并存的现实和风雨飘摇中烟火不息的市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