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最有意义的是它的方向，而不是具体的抵达｜第23期解放书单 |白居易|杜牧|王维|韩愈|张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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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来自新华社
中国曾是诗的国度，但随着技术时代的来临，诗人被放逐大地，诗意也渐行渐远。《唐代五诗人》是作家张炜的诗论，借王维、韩愈、白居易、杜牧和李商隐等五位唐代大诗人的故事，或直抒胸臆，或曲径通幽，寻找失落的诗意、诗心。
《唐代五诗人》共114讲，嘈嘈切切，大珠小珠，名为课稿，实乃夫子自道，是作者向理想生命的致敬。张炜读诗，有自己的读法和心法，他不以学者自居，相反，他对流行的、标准化的学者读法有所保留。他不追求体系，但时有妙语，如他称白居易是桂冠诗人，诗有着“晦涩的朴素” ，而李商隐是“千古妙人” ，诗华丽而孤高。他以气论诗，说韩愈诗文气长且壮，火气盛大，王维诗气短，无烟火，不可爱，所论妙极。
气勾连的是性命，是生机，是天地万物之通，张炜看重的乃是诗歌作为生命的日常表达，认为衡量一部诗作优劣的标准是其是否具备深刻的生命感悟力。他主张直面诗人留下的“文本” ，因为文本是生命的印痕，更是生命的袒露，回到文本，在抽丝剥茧中方能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他将诗歌和诗人放在时、文和思的三种维度下进行考量。
第一，诗与时。张炜主张知人论世，把诗人还原到他生命中的关键时刻、关键事件中去理解，如王维的母丧、韩愈的“向后的向前”式的复古、白居易的池上之隐、杜牧的十年幕府和四任刺史、李商隐的令狐恩怨，这些都是影响诗人的生命关键节点， “文学不过是灵魂和心志的反映，它不能仅仅堪称专业之事，而是人性之事、生命之事” 。
第二，诗与文。在张炜看来，诗与文虽然相通，但文章是外向的，诗歌是内向的。诗最有意义的是它的方向，而不是具体的抵达。诗更加强调诗性，是审美的高度和难度，即使是备受赞赏的“新乐府”和“秦中吟” ，实在算不得作品中的上乘， “这种美很难持久和深入，更无法深深植于心灵之中” 。
第三，诗与思。诗之所以为诗，根本在于内在的审美价值，是沟通自我、他人、天地后的精神升华，道德和责任只是好诗的基础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仅仅写出尖锐的批判文字，仍不足以成为伟大和优秀的诗人，文学的最高价值乃在于综合审美的高度和深度” 。诗的复杂性在于它无从归纳，不可量化，简单明了的标准，只不过是对诗意的禁锢， “需要拿出一个生命的全部能力去感知和把握，一旦抽掉了这样的条件，审美即不可能发生” 。
人们常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那诗歌呢？诗歌有自己的独特使命。张炜要把这些璀璨夺目的诗人，从落满灰尘的屏风上请下来，从支离破碎的文本和观念中活过来，还原为一个个鲜活的、有棱有角，有个性，有活力的生命。他要与诗人们秉烛夜谈，在近处和深处感受他们生命的张力。
张炜看重的是唐代诗人的生命之真、生命之趣、生命之力。 “任真无所先” ，诗歌要回到生命之真，即突破知识、权力、秩序等外在，回到生命的澄明之境。张炜认为，韩愈快人快语，是其可爱的一面，是作为一个人的真性情的体现，而其行文陡峭犀利，披荆斩棘，乃是源于真实的强调。诗歌也要回到生命之趣，即使是趣，也各有千秋。王维之趣，是内隐的趣，妙在久远，是无味之至味；韩愈之趣，趣在真，鲜活，亲切，更趣在异，奇谈怪论，奇思异想， “是可敬可畏胆大包天的行动者”；白居易之趣，趣在取直就便、轻松闲适，趣在刚烈与委婉交织，趣在风流多情；杜牧之趣，趣在勇猛英武，当仁不让，趣在永远定格于青俊的悍力，趣在一颗伏虎之心；李商隐之趣，趣在与现代相通的极微妙的生命情愫，趣在朦胧，趣在“外有何物”的惊天之问。王维的清雅与平淡、韩愈的冲动与激越、白居易的苍莽与浅直、杜牧的缠绵与沉迷、李商隐的激愤与感伤，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不可化约的生命所在。生命各有姿态，但背后“倡扬的是个性，焕发的是生命，吐露的是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