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千古医圣张仲景张仲景|社会|文化|人物|历史

? 耿占春
【社会|千古医圣张仲景】对诗学、社会历史和医学之间关系的认知，使用价值论的语言或文学语言来写出有价值的文化作品，是程韬光书写张仲景传记小说的一个内在驱动力，十几年以来，程韬光已出版了大部头的《太白醉剑》《诗圣杜甫》《刘禹锡传》等，亦在初步完成了《长安居易》和乐圣朱载堉等史传小说之后，恰逢其时地完成了这部《医圣张仲景》。从程韬光的书写对象来看，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圣贤人格现象非常入迷，他在诗圣、乐圣和医圣的传记经验上体会颇深，用心至为真诚。这些人物在性格与时代方面的差异甚大，但他们亦有某种根本的相通之处，那就是对人类苦难与不幸的感同身受，而且在诗学、音乐和医道上，创造了某种与人类苦难携手并行的文化典范。
在这些作品中，寥寥数语就把主人公的情感和思想融入周围的事物和场景之中，对程韬光来说，写作就是具象化某些特殊场景的过程，读者已经习惯了他的声音、风格和用语。从诗圣、乐圣到医圣传记的书写，亦是循着“诗心”“乐心”触及医者“仁心”的心灵轨迹。程颐曾感叹古之人为学易， “有弦歌以养其耳，舞干羽以养其气血，有礼仪以养其心” ，作为今之学者的程韬光而言，书写张仲景传记小说是一种从“药理”入手，对“只有义理以养其心”的尴尬局面的匡正，用诗学和医学来养其心，这是一种语言上的“舍脉从证”或“舍证从脉” 。
为医圣张仲景立传最深切的写作动机，显然有着程韬光对社会和现实问题的关切，新冠肺炎病毒肆虐的当下，促使作家的思考从历史和医药典籍里寻找济世良方。程韬光“将自己的人生际遇与古人对接，去寻找精神的共鸣”的写作初衷，不仅仅是一种医学上的对患病肌体的医治，也上升到了哲学、社会学和历史层面对“社会肌体”健康的持久关注，颇为契合从“认识你自己”的古训到身心层面“关注自我”的当代思想转向，亦体现出作家对医药与社会、医学史和自然史的思考。可以说，程韬光《医圣张仲景》这部史传小说，写出了一部社会史与心态史相融合的“心灵史诗” ，并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中投射出仁者性格和民族精神。
与程韬光的其他作品相比，《医圣张仲景》这部长篇小说，再一次体现了他利用“批评意识”“移情”或“共情”能力进入历史人物内心世界的能力，使早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人物形象在文学话语的层面上得以复活；再一次凸显了他对历史人物进行“文学化”叙事的魅力。《医圣张仲景》在充分的史料基础上加以虚构，尊重历史事实，又依靠想象和虚构来彰显一种“艺术真实” 。因此，《医圣张仲景》既是关于张仲景的文学传记，又是一部灌注了作者审美意识形态的史传小说。既基于历史也基于现实，基于想象也基于事实，并且把这种想象力也和人物形象的理解一起赋予了读者。对于史传小说而言，最容易出现两个问题，一个是缺乏“艺术真实” ，另一个是缺乏诗意性。两个问题叠加到一起，就形成了历史人物的“文学化”程度不够，使作品失去了感染力，也无法调动读者的感受力，成为历史与虚构的大杂烩。因此，优秀的历史小说家必须要解决“文学化”程度不充分的问题，将历史充分文学化，关系到史传小说的文本能否立得住、经得起时间和读者的检验。优秀的史传小说家，能够将历史充分文学化，将审美意识形态灌注到叙事文本中去，尽力去向着“无韵之离骚”的美学标准无限地趋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