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黄|包筠雅谈功过格与道德的量化( 五 ) 社会|袁黄|观念|道德|量化|中国

书籍文化（Book Culture）和印刷文化（Print Culture）这两个关键词经常出现在您的研究题目之中，请问这两者之间的侧重点有何异同？
包筠雅：书籍文化和印刷文化史紧密相关而又不同。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学者，使用的时候有时不够严谨，因此的确有必要区分它们各自是什么。印刷文化应当囊括了所有的印刷品，当然包括印刷书，但也包括报纸，单张印刷品例如年画、宗教形象、名片、广告等等，多数印刷品应当都属于印刷文化的范畴。而书籍文化，当然也包括用一切印刷方法（木雕版、活字、石印、铅印）制作的印刷书，但是也包括手抄本。这两个概念之间当然存在一些重叠。此外，印刷文化包括了许多曾经流行在东亚的印刷技术，从十九世纪以前的木雕版，金属及木、陶活字，到十九世纪以后进入东亚的机械化活字印刷、石印、铅印，以及现在的数字化印刷技术，印刷文化囊括了一个广阔的技术领域，技术也影响了人们如何接受、阅读文本。
您的这本《功过格》从英文版面世到中译版再版，已经过了三十年的时间，如果您有机会为中译再版写一篇序言，您会写什么？
包筠雅：我想我会写我们刚才讨论到的这些问题，关于功过格的观念和实践，以及在当代，人们如何继续使用它。在当代中国和美国仍然有一些东西体现着这种量化道德和功过报偿的观念。中国有征信体系和社会信用评分系统，而在美国有信用报告系统（Credit Reporting System），也是一种用数字量化道德水平的体系。当一个人需要买房、买车的时候，银行会核对这个数字，来评估这个人是否在经济方面有责任心，值得信赖，这些将道德品质量化的做法，不仅存在于传统中国社会。征信体系没有任何超自然信仰意味，美国的信用评级也不带宗教色彩，这些完全是世俗的体系，但是其中有一些共通的观念，认为数字可以代表一个人的品质，这仍然是非常有趣的。
您最近在进行有关清代西南地区书籍文化和清代蜀学的研究，可否向《上海书评》的读者简要介绍您的研究进展和发现？
包筠雅：我目前在进行的主要研究项目有两个，但是因为疫情的缘故，我无法到中国去，不得不紧急刹车。其中一个研究是关于十九世纪末成都的尊经书院。尊经书院1874年由张之洞和一些地方士绅创立，一开始是向四川学生传授汉学，书院也出版经学书籍，后来转向治公羊学， 1898年尊经书院参与了维新变法运动，开始出版书院的期刊《蜀学报》，《蜀学报》的内容涵盖相当广泛，有关于变法改革的，有上谕，也有文章讨论儒家道德伦理，西方的法律政治等等，是一本有趣的刊物。二十世纪初尊经书院并入了现代高等教育的学校系统。
我有兴趣研究尊经书院的出版史，它反映出尊经书院都向学生教授过什么，此外我也对在尊经书院读书的人有兴趣。尊经书院在培养学生通过科举考试方面卓有成效，学生中的一些人后来成了晚清相当重要的官员。当他们离开四川，到北京做官，接触到更宏观的国家政策的时候，却致力于形成一种名为“蜀学”的区域性的学术流派认同。他们中的成员也竞相去定义何为“蜀学” 。简而言之，这个项目既研究出版，也研究人，是一个很有趣的项目。
我的另一项计划是继续江西浒湾的商业出版研究，我将继续研究坊刻和大众出版。我上一次访问中国是在2017年，原本计划2020年再度访问中国，不过后来疫情全球爆发，我的研究项目也不得不暂停，这很令人沮丧。希望一切都能尽快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