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黄|包筠雅谈功过格与道德的量化社会|袁黄|观念|道德|量化|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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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筠雅（章静绘）
功过格是一种广泛流传于中国古代民间社会的善书，它通过列举善恶行为、量化功过等抽象概念来指导人们的日常道德实践。包筠雅（Cynthia Joanne Brokaw）的著作《功过格：明清社会的道德秩序》集中研究明清嬗变时期功过格广泛流行的社会现象，是非中文世界第一部详细探讨该问题的专著。包筠雅于1984年从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范德堡大学、俄勒冈大学和俄亥俄州立大学，现为美国布朗大学历史和东亚研究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史、书籍史研究，所著《功过格：明清社会的道德秩序》《文化贸易：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在学术界产生广泛反响，先后被译介到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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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过格：明清时期的社会变迁与道德秩序》， [美]包筠雅著，杜正贞、张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7月出版， 318页， 75.00元
《功过格：明清时期的社会变迁与道德秩序》这本书是您博士论文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您当年为什么会对传统中国社会的功过格产生兴趣？
包筠雅：我最初想要研究功过格的原因和后来支撑我研究下去的理由不太一样，我对社会史和思想史领域非常感兴趣，我想知道人们相信什么，他们思考的方式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另一方面，我也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许多美国学者一样，对中国传统社会中非精英的社会成员的信仰和生活有兴趣，换言之，我有兴趣的是那些没有受过很多教育，也并不拥有很多社会资源的普通人——我至今仍对他们有浓厚的兴趣。功过格兼有思想史和社会史两方面意义，因此给我一个良好的契机。功过格之中蕴含着一种超自然报偿体系的观念，这属于思想史领域，而功过格教人如何积累功德，以求福报，又是一种指导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手册。
但是很快我就发现自己错了。我本以为功过格是研究流行思想（popular thought）的史料，但功过格实际上还是精英阶层的成员创作的，因此不能被拿来直接当做反映民众（commoner）观念的材料。
另一方面，当时我对中国的善书非常感兴趣，我读了酒井忠夫先生的著作，一开始读的是英文的文章“The popular education movement of the late Ming” ，他在文中谈到了功过格这种善书，后来我读了他的名著《中国善书研究》，深深被功过格吸引，因为这种类型的善书主张道德可以量化，可以计算，这令我充满兴趣，也充满疑问。量化道德究竟意味着什么？以及道德的量化如何影响人们对善行的看法？这就是我对功过格产生研究兴趣的原因。
在《功过格》这本书中，袁黄（1533-1606 ， 1586进士）是一个独特的形象，他在宦途走到尽头之后，投身于出版业，对晚明功过格的流行有很大影响。袁黄的“立命”观念带有某种革命性的启蒙色彩，您认为他是反映了当时一种普遍的潮流，还是所处社会的一个异类？
包筠雅：我想袁黄可能二者皆是。首先袁黄属于阳明学派中的一个比较激进的分支（泰州学派），在他的“立命篇”中，袁黄主张人可以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决定自己的命运。他是晚明一股大思潮中的一员。他也参与功过格以外的出版活动，例如举业书。举业书虽然不是为了底层民众设计的，但这一类书的确有效地帮助了很多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普通人提高了在科举考试中的表现。但是他在功过格中展现出来的观念，未必能够得到王阳明的认可。他的主张也是有矛盾的，人要行善而不图回报，但是如果不图回报又如何会去计算自己积了多少功德？阳明学派的其他成员肯定也察觉到其中的矛盾，刘宗周就反对袁黄对功过观念的解读（刘宗周主张只记录自己的过错，来避免有意识的积功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