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彭“画隐” ,开启中国印章的华丽转身( 三 )


|文彭“画隐” ,开启中国印章的华丽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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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才不敢累明时
|文彭“画隐” ,开启中国印章的华丽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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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尽交情好闭门
文彭自刻印章并不仅有白文印 , 也有朱文 。 周应愿说:“‘寿承’朱文印是其亲笔 , 不衫不履 , 自尔非常 。 ”“寿承”小印空间灵动、质朴可爱 , 与“七十二峰深处”“琴罢倚松玩鹤”的规矩端庄已是完全不同的两种面目 , 而跟“画隐”白文印有相通之处 。 文人与印工 , 用刀手法、对待篆稿的态度和审美差异带来的印章风格的差异是显著的 , 这也是我们在古今谱录中得见文彭印作有时风貌迥异的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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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承
这种差异无法跨越 , 不可弥补 。 明末大书画家董其昌对此深有感触 , 并极力主张书家要“书与刻兼擅其美” , 主张印人落笔运刀相合 。 他在《古今印则序》中谈道:“金石之事 , 亦不复借手于人 , 非独书学为历代祖也 。 李北海碑所云刻石之伏灵芝、元省己 , 皆无是公之流 , 盖北海自为雕镌之 。 而米元章谓颜公书都自刻 , 今何寥寥也 。 ”又在《印章法序》中说:“精于书法者 , 用笔如用刀;精于兵法者 , 用刀如用笔 。 篆刻则兼之 , 落笔运刀 , 合则两美 , 离则两伤 。 ”董其昌的观点透露出明末文人对印章审美标准的进一步提升 , 即篆、刻分工制作的印章已经不被高级文人阶层所喜 。
与董其昌大致同一时代的、被朱简列为“三桥派”的李流芳在《宝印斋印式序》里说:“余少年游戏此道 , 偕吾友文休竞相摹仿 , 往往相对 , 酒阑茶罢 , 刀笔之声扎扎不已 , 或得意叫啸 , 互相标目 , 前无古人 。 ”这种酣畅淋漓的创作状态 , 使他得到了精神的愉悦 , 这是分工合作无法达到的 。 明代文人沈野也表达了用石章刻印时畅快的心情:“或曰:灯光、鱼冻固妙矣 , 而金玉银铜更自可爱 , 今足下独刻石 , 余一切罢去 , 何耶?余曰:金玉之类用力多而难成 , 石则用力少而易就 。 难成 , 则印未成而兴已尽;易就 , 则印已成而兴无穷 。 余亦聊寄其兴焉耳 , 岂真作印工耶?”在文人眼里 , 用石材刻印只是一种遣兴之举 , 但有“用力少而易就”“印已成而兴无穷”的天然优点 , 所以哪怕沈野认为“金玉银铜更自可爱” , 还是“余一切罢去”而独刻石 。 可见叶蜡石之魅力!
文人治印必须假手于印工制作的历史从此结束 , 篆刻史拉开了石章时代的序幕 , 也为中国印章走向纯艺术化方向铺展了坦途 。 作为文人篆刻史上的一个典型案例 , 文彭的篆刻创作历史性地完成了华丽的转身 。
【|文彭“画隐” ,开启中国印章的华丽转身】(本文原载《书法》杂志2022年第3期 , _原题为为《文彭“画隐” | 中国印章的华丽转身》 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