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陀思妥耶夫斯基如何……“把人心点燃” |书记|谢尔盖·涅恰耶夫|陀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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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第5卷）：文学的巅峰， 1871-1881》， [美]约瑟夫·弗兰克著，戴大洪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贝贝特， 2022年3月版， 1160页， 198.00元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文学纪念碑”丛书（魏东主持）于2014年推出约瑟夫·弗兰克的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最后一卷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的巅峰， 1871-1881》（原书名Dostoevsky:The Mantle of the Prophet,1871 -1881 ， 2002；戴大洪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年3月）。煌煌五大卷、总共近四千页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可以不夸张地说，这是“文学纪念碑”中那座最宏伟的碑，是文学与思想、理想与信仰之间最深邃的幽谷，其意义远超出一般的文学翻译出版项目。
想起来这是我为这套陀传写的第四篇书评了，读一部人物传记而写了四篇书评，在我是从未有过的。在连续追着阅读与写作的过程中，也经常与夫人和儿子讨论。印象很深的是夫人谈起以前读《卡拉马佐兄弟》，特别感动的是在结尾阿辽沙对一群孩子讲的那番话；儿子则和我讨论弗兰克的这套陀氏传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就是“终结者” ，他自己也把弗兰克这五大卷的英文原版买齐了。他说弗兰克掌握资料的丰富与论述的深入，更重要的是从传主生活所切入的文学分析、俄国社会史及思想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恐怕都难以被超越。我谈到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初期，我是从车尔尼雪夫斯基走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从政治和文学的角度经历了对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六十年代人的认识与思考的过程，但是对于其间的思想争论与文学创作的关系认识还是很简单。虽然自九十年代以来阅读了不少关于苏俄革命、思想和文学的论著，通过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几部伟大作品也早已确立了他作为世界文学史上的伟大作家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但是对他的文学创作与生活经历及思想变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仍然是不甚了然，现在读到弗兰克这套堪称博大精深的陀氏传记算是迟来的补课。更重要的是，我在每一次阅读这套陀氏传记和写书评的时候，我都要重复谈到一个问题：曼德施塔姆夫人把俄国“知识分子”“全都在‘胜利者的统一意识形态’前缴械投降”的罪孽看作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弃绝” 。（《曼德斯塔姆夫人回忆录》，刘文飞译，广西师大出版社， 2013年9月， 28页）这或许是我们必须继续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理由吧——或者说，不需要任何理由，永远也不会忘记。
在七天里四次排队做核酸的间隙中写完一篇“书记”、修订完一篇五万字论文，然后看完这部一千两百多页的陀传第五卷，还要不时翻看手机上的战争、疫情和所有牵动人心的信息，而且是在南方4月的广场上排队，有时真的会出现幻觉。似乎看到陀斯妥耶夫斯基和别林斯基在我们的核酸队伍中激烈争论起来，好像是关于对普希金的评价问题，还有工作人员不时走过来善意地提醒他们要保持一米距离。
由于写到了最后一卷了，弗兰克在“前言”中的一些论述颇有概括性。比如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那些人物，如果不懂得他们如何深受当时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和各种问题的困扰，不懂得这些人物的心理与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就不可能读懂陀思妥耶夫斯基；另外，还要懂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如何把那些问题提升到道德与哲学的高度，并且是以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和环境的俄罗斯方式呈现出来；在那些伟大的长篇小说集中表现了俄罗斯文化的各种问题，而且是以他的末世论观点和救世主眼光改变了问题的形式。因此弗兰克说实际上他是在写一部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中心的经过浓缩的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化史，并非虚言。他认为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远见和卓识在当时引起的那些反应，我们要澄清其意义，而且这变得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