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查个贪官有多难( 二 )


 
伏查湘省近年,官幕朋比,声气把持,几无复是非邪正之辨 。苟非置得失毁誉于不顾,将不能去一贪渎之夫,进一气节之士 。吏治之坏,盖有由来 。臣到任数月,稍事激扬,即私相指目,以为怪异,诟议横生,动以声势报复相恫吓 。不谓谣啄纷纭而外,竟至以忿竞不平之鸣,直斥其非,遥相禁制如王廉者 。假如任赀财奉旨竟饬入官,臣自当钦遵奉行,不能曲如其意,党同之患,更复何如?
 
最后陈宝箴说明,他和王廉仅在湖北见过一面,素无往来,因此其印电,与友朋规诤的义涵毫不相干 。考虑到近来的习气与“湘省积重难返”的情形,对于王廉“敢于党私背公,悍然颠倒是非之处”,他“不敢不据实上陈” 。
 
谁知王廉在托请湖北巡抚代转致陈宝箴印电的同时,他还请托时任直隶总督的王文韶具折代奏,其电文为:“湖南巡抚陈宝箴查办臬幕任一案,嫉恶已甚,未免失中 。廉与陈宝箴昔年同官两楚,故发电规劝之,初不知陈宝箴业已复奏也 。乃陈宝箴竟已印电请托入奏,殊非意料所及 。廉生平不事请托 , 而遽以此加之 , 部议之轻重不必计,一时之心迹不可不白,抄录原电,请具实代奏 。”王文韶是当年起任湖南巡抚时保奏陈宝箴“可大用”的最知右铭之人,两人友谊非比寻常,没有想到这次他却扮演了一回“据情代奏”的角色 。
 
而且不仅代奏,还加有自己的按语:“臣复加查核,事关藩司大员自明心迹,不敢壅于上闻,谨将原电照录,恭呈御览,伏乞皇上圣鉴 。”并把王廉致陈宝箴的印电一并进呈 。以王文韶身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上此一折,其影响可以想见 。而王廉这位直隶藩司大员的手段,也真是了得:为事不关己的任驎一案,湖北巡抚代寄印电,直隶总督代奏电文,可知右铭当时面临的风险有多大,其整顿湖南吏治的努力有多难 。
 
幸好光绪皇帝当甲午战败之后,头脑还算清醒,在批理两方的奏折时 , 他站在了湖南新抚臣一边 。“不干己之事 , 辄用印电请托,殊属不合”的王廉,受到了“即行革职”的严厉处分 。王文韶则“降三级留任”,处分的也不轻 。
有意思的是,王文韶事后在日记中所作的自我反省 。他写道:
 
事后追思,固由一时识力未到,亦因为避怨起见(恐不为代奏 , 而部议降革,将以为不肯援手也),致成此祸,在我得此薄责 , 正可借以自警 , 而介挺已矣 。甚矣,处事之不可不慎也 。
 
介挺是王廉的字,其原稿还有“出乎情理之外”、“失之过刻,有伤国家元气”等语 , 王文韶已经封发,后觉不妥,才又追回折匣,删去上述字句 。他说:“及今思之,若非去此数语 , 更不知若何责备也 。吁,亦险矣哉!”
 
王文韶也感到是“险矣哉”!那么在陈宝箴,又何尝不是“险矣哉”!只不过这一个回合右铭胜利了 , 这得力于他的果断和胆识,也得力于他推行新政整治腐败吏治的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