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协作到文化交流同出于中华文化的渤海国与日本为何外交( 四 ) _渤海国和日本为什么外交

渤海国深受唐朝影响，采用唐朝的政治军事制度；经济上则积极引进中原地区的先进农业技术，社会经济显著发展，同内地贸易岁岁不绝；同时广泛吸收唐文化，派遣大量留学生入唐学习，通过文献可确认的渤海留唐学生李居正、朱承朝、高寿海、解楚明、赵孝明、刘宝俊、乌炤度、乌光赞、高元固等，乌炤度等人还登唐宾贡科。从诗人温庭筠《送渤海王子归本国》的著名诗篇也可以看出渤海与唐朝的亲密关系和交融状况。诗中说：“疆理虽重海，车书本一家。盛勋归故国，佳句在中华。定界分秋涨，开帆到曙霞。九门风月好，回首是天涯。”渤海与新罗互为邻国，两国虽然同为大唐东藩，但关系紧张。大祚荣时期鉴于国力尚弱，曾短暂通好于新罗，曾接受新罗“第五品大阿湌”的官爵。但其后两国在领土、经济、政治等利益上始终冲突，使两国长期处于对立状态。732年大武艺入侵唐朝，新罗应唐要求进攻渤海南部，但无功而还。后来渤海还曾试图联合日本夹攻新罗。到渤海末期，又发生新罗和渤海在唐朝面前的“争长”事件，新罗文人崔致远作《谢不许北国居上表》，自居“槿花乡”，蔑称渤海为“楛矢国” 。与此同时发生了新罗人与渤海人争夺宾贡科名次的事件。契丹灭渤海时，新罗还曾发兵相助。
唐朝对渤海和新罗分化离间的“以夷制夷”策略是造成两国对立的重要原因之一。尽管两国一直处于对立状态，但不代表两国完全绝交，《新唐书》明确记载了以南京南海府（今朝鲜北青）为枢纽的“新罗道”的存在，《三国史记》亦记载新罗两次遣使“北国”（即渤海），所以渤罗两国尤其是民间应该还是有往来的。渤海与日本的关系相当友好。据记载，渤海国从727年始，一共向日本遣使34次（3次遭遇海难覆没），日本则向渤海遣使13次，直到东丹国时期仍有遣日使臣。渤海曾开辟了穿梭于日本海的“日本道”，作为渤日两国往来通道。“日本道”的路线从渤海东京龙原府（今吉林珲春）出发，到盐州（今俄罗斯克拉斯基诺）港，横渡日本海，抵达日本门户太宰府（今九州福冈）或其他沿岸港口。也有从南京南海府的吐号浦出发赴日的。渤海早期对日往来，是由于与唐朝及周边部族关系紧张，因此想与日本结援，打开孤立的局面。758年以后渤海与日本又企图联合夹击新罗。但随着渤海立场变化，这种军事结盟关系也中止了，从762年开始，渤海不再派武臣出使日本，而改以文臣，渤日两国经济文化交流随之日趋频繁。在经济上，渤海向日本输出大虫皮（虎皮）、熊皮、豹皮、人参、蜜等土特产，从日本输入彩帛、绫、绵、罗、丝等丝织品。在文化上，两国使臣酬唱诗歌，互相输入音乐舞蹈，在汉字文化圈的交流史上书写了灿烂的一页。值得注意的是，渤海不仅直接与日本交流，还扮演着唐日交流的中介角色。如渤海国协助日本遣唐使入唐和归国、援助日本留学僧和留学生入唐和归国、转达旅唐日本人的书信和物品、传递唐朝的情报等。此外渤海国还向日本输入唐朝文物，如将唐朝《长庆宣明历》和梵文《尊圣咒》传到日本。
但是，渤海与日本的关系中也有不和谐的因素，主要在于两国关系的不对等。渤海将对日关系视为对等外交，重视度次于对唐朝贡关系，这从渤海入唐使节多为大氏、而遣日使节鲜有大氏这一事实可以看出。大武艺与日本建交的国书中也有“通使聘邻”、“永敦邻好”等描述平等睦邻关系的语句。但当时日本的小中华思想却极度膨胀，以“中国”自居，把渤海看作“蕃国”，将渤海来使视为朝贡，两国不能不因此产生矛盾。从753年开始，日本就要求渤海用藩礼，771年又发生了日本以渤海国书“违例无礼”而拒绝接受的事件，此后的渤日交往中又屡次发生日本以渤海国书“无礼”、“违例”、“不逊”或使团携带商旅为由而退还国书甚至拒绝渤海使臣入京之事。而渤海则坚持自主平等，维护独立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