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田野考古破解“新砦之谜”( 二 ) |二里头遗址|考古|新砦遗址|河

参加过新砦遗址发掘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庞小霞、高江涛也提出“新砦文化”的概念。他们指出，新砦期遗存的器物既不同于王湾三期文化也不同于二里头文化，且遗址发现不止一处，在巩义花地嘴、新密黄寨、郑州牛寨以及郑州北二七路等地都有相应遗存。不仅如此，新砦遗址核心区还揭露出大型浅穴式建筑基址、城墙城壕以及高等级遗物，因此“新砦期”遗存作为一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命名为“新砦文化”比较合适。他们把“新砦文化”划分为新砦和花地嘴两个类型，并尝试探讨其分布范围、类型及性质等。需要说明的是，他们提出的“新砦文化”不包括二里头文化一期。
【|以田野考古破解“新砦之谜”】考古学文化的命名，本是一项重要的考古学文化研究工作。杜金鹏、庞小霞等人率先提出“新砦文化” ，固然勇气可嘉，但他们对“新砦文化”的分布范围没有十足把握，因而“新砦之谜”并没有解开。但“新砦文化”的提出鼓舞着人们对“新砦期”遗存的探索，如科技考古、体质人类学、古土壤、动物学和植物学等方面的探索不断传来喜讯。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魏继印承认“新砦文化”的命名，但他认为“新砦文化”的形成是龙山时代造律台文化吸收少量豫北后冈二期文化和其他地区龙山文化因素后，西进取代了豫中地区王湾三期文化，并吸收其部分文化因素的结果。它的形成打断了当地王湾三期文化发展的正常进程，开启了一种新的文化发展序列，形成一种新的独立的考古学文化。他指出“新砦文化”是二里头文化的主要源头或前身。需要说明的是，魏继印所得结论的重要依据是子母口深腹罐。他认为绝大部分的子母口深腹罐来自东方，所以“新砦文化”的主要源头是东方的造律台文化，不是王湾三期文化。实际上，子母口深腹罐的数量远远少于方唇折沿深腹罐，且方唇折沿深腹罐的腹壁往往饰绳纹或方格纹、篮纹，而不是像来自东方（包括造律台文化）的深腹罐那样，以素面为主。
因此，必须对“新砦期”的典型单位细加分析，搞清楚新砦期的主要器物究竟由哪些器类构成，哪些是当地的传统器物，各期主要器类的绝对数量占多少比重，前后经过哪些变化，才能揭示出“新砦期”的主体文化因素究竟来自河南龙山文化，还是造律台文化。
“新砦现象”新名词的出现
正当学者们聚焦于“新砦期”“新砦文化”之时，所谓的“新砦现象”这一新名词又横空出世了。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张海在重构中原各地二里头文化的形成与初步发展阶段的考古学文化谱系时，认为新砦类遗存只存在于一些单个遗址上，且多发生在郑州地区，而与其并行的是包括郑州地区在内的诸多龙山文化晚期遗存。与新砦遗址“新砦晚类遗存”并行的有洛阳盆地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存和颍河中上游、沙汝河流域二里头一期早段因素的龙山文化晚期遗存。他认为中原腹地在二里头文化形成过程中，因区域差异显著，各地的龙山文化结束时间与二里头文化开始时间并不一致。而新砦遗址等正是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受到外来文化影响的特有文化现象。
张海不主张用“新砦期”或“新砦文化”概念，而是用“新砦现象”来表述仅发生在特定时期、特定遗址上的考古学文化现象。他认为到了龙山文化晚期，各考古学文化发展的区域不平衡性达到了顶峰，中原腹地由于王湾三期文化的衰落，周边地区相对先进的文化开始加强对中原地区的影响。在郑州地区，龙山文化相对强势的区域虽然吸收了外来文化，但保留了较多本地文化传统。另外一些则更多吸收外来文化，因而出现“新砦现象” 。他认为与“新砦现象”昙花一现不同的是，二里头文化强大的扩张力，重新整合了周边地区的文化因素。目前对于“新砦现象” ，尚缺乏呼应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