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田野考古破解“新砦之谜” |二里头遗址|考古|新砦遗址|河

夏文化尤其是早期夏文化研究是近年来夏商考古界和历史学界的研究热点，而河南省新密市刘寨镇新砦遗址是早期夏文化的典型遗址之一。近年来，学术界围绕新砦主体遗存先后提出了“新砦期”“新砦文化”和“新砦现象”等不同概念。这体现了学者对早期夏文化的不懈探索。但笔者认为，这些称谓并不能揭开新砦遗址的全貌，只有聚焦于田野考古，才能破解“新砦之谜” 。
“新砦期”命名及确认
1979年三四月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芝荃首次试掘新砦遗址，将其命名为“新砦期二里头文化” ，认为它是介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一期之间的文化遗存，属于龙山文化发展成为二里头文化的过渡形态。赵芝荃认为，新砦期的意义在于它把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一期基本连接起来了。不久后，他又把新砦遗址的二里头早期文化另立一期，称为“新砦期文化” 。
1985年，赵芝荃在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上明确提出了在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之间存在一个“新砦期”的观点。因当时试掘面积过小，出土材料有限， “新砦期”是否存在，长期未得到确认。
1996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之后，于1999—2000年再次发掘新砦遗址，从地层关系与器物组合及其演变的逻辑关系上确认了新砦二期文化遗存。 2000年上半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将“新砦遗址的分期与研究”列为新增补的一个课题，组织人员重新发掘新砦遗址，并把1999—2000年发掘出的新砦主体遗存分为三期：第一期遗存为龙山时代的王湾三期文化，第二期为“新砦期文化” ，第三期则为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存。
面对新砦遗址的新资料，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邹衡依然认为，无论从其年代或文化特征而言， “新砦期文化”都是难以成立的。他坚持认为，在豫西河南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不存在过渡期。如果的确存在“新砦期” ，也应把其归为二里头文化第一期中的一个组，而不应该归为河南龙山文化的一个期。
中国国家博物馆李维明首先对新砦二期上接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下连二里头一期的典型陶器演变图产生质疑，并对1999年新砦遗址公布的资料有所怀疑。二里头遗址早年田野工作的实施者、武汉大学方酉生针对李维明的所谓困惑，逐条作了回答，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新砦期” 。
新砦遗址1999年的发掘者之一、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顾万发从陶质、陶色、纹饰、陶器组合及具体形制着手，认为新砦期遗存具有王湾三期文化晚段的不少特征，新砦遗址的文化主体与王湾三期文化略显疏远而与整个二里头文化一二期比较近似，可称其为“新砦文化亚态” 。他认为新砦二期早段即狭义的新砦期的年代早于二里头文化一期。
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伯谦总结1999—2000年新砦遗址的工作时明确指出，新砦遗址的再度发掘填补了河南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的缺环。 “新砦期”是以新砦遗址第二期遗存为代表的一类遗存，其年代晚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早于二里头文化一期，其主体因素是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发展而来，但却含有一定数量的、明显的山东龙山文化因素。虽然有个别学者不完全同意李伯谦的观点，但更多学者完全赞同他对新砦遗址再度田野考古发掘之后取得的新认识。
“新砦文化”之纠结
就在“新砦期”的讨论如火如荼之时，夏商考古专家杜金鹏、许宏又提出了“新砦文化”的概念，引发关注新砦遗存的新一轮浪潮。杜金鹏常年在二里头遗址做田野工作，他提出“新砦文化”包括“新砦期”与二里头文化第一期，二者合并成一个独立于王湾三期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之外的考古学文化——“新砦文化” ，杜金鹏的“新砦文化”既包括“新砦期”又包含二里头文化第一期，颇为奇特。 “新砦文化”也得到许宏的支持，日本考古学者德留大辅也赞同这一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