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钧|1839，让年轻人被看见( 三 ) 海杰|董钧|评选|年轻人|奖项

海杰：我们一直很警惕评选机制带来的封闭和惯性，所以在评委的选择上非常慎重，希望评委之间的交集尽量少，保持彼此的独立性。评选的每个环节都是靠评委投票来决定，
大家对作品的认知度看起来还是比较相近的，评起来还比较顺利。即便看作品眼光、角度不一样，但是作品的质量其实都有目共睹，我们也尊重每个评委的投票。如果实在评委有不同的倾向性，大家在讨论的过程中结果也会逐渐明朗。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第三届大奖评选得就比较难，就是因为两个作品的票数接近，评委崔灿灿认为排名第二的作品很好，放到优秀奖里有点委屈。后来大家就讨论，有评委提出第一届、第二届大奖作品关注的主题都是亲情，要第三届还是亲情的话，有可能会让人觉得这个奖陷入了一个套路，所以最后做了一个折中，多设了一个评委会特别奖给南京艺术学院摄影系的吕悦作品《慢慢地》，以示鼓励。
北青报：做了三届1839摄影奖，你觉得比较棘手的是什么？
海杰：虽然我们这个奖金不多，但日常运行起来，钱依然算一个棘手的问题，因为其他奖项我们还需要拉一些赞助，此外日常开支、工作开销、快递费、纪念品、奖杯和证书等等还得靠个人。第三届时有身边的三个朋友赞助了六七万块钱，我们想与其把这些钱当奖金发出去，还不如投在传播他们的获奖作品上，所以这笔钱完全投入到做画册上，文献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后来我们跟成都当代影像馆谈成了一个战略合作，就是从去年开始，获奖作品展都在那里进行展览。我觉得获奖作品能够进入这个非常有学术性、有人气的地处西南的艺术机构，通过这个评奖让年轻人又有了一个可以被看到的平台，令人振奋。
不再绕着弯子把话说得很精致、很晦涩
北青报：这几年你有感受到哪些变化，比如投稿作品，比如来自高校层面的反馈。
海杰：我有个明显的体会，高校作品里以前那种无病呻吟的、题目很大的作品非常多，这两年不一样了，我能看出来他们做的都是身边的、自己可以驾驭的题目。虽然有的看起来的确很嫩，但是我觉得这才是正常的。
高校也在调整自己的培养思路，比如以前我们看到一些学生的毕业作品里，大部分都是导师的影子。但这几年学生作品里很多都带有自己的主观意识。还有一点，以前的作品特别套路化，特别重视技术，甚至PS做得怎么样似乎就能决定一个作品的质量。这两年学校开始注重训练学生的基础表达能力，就是怎么样把话说清楚，而不是绕着弯子把话说得很精致、很晦涩。
拿第三届的一些作品来说，不少学生在使用摄影语言方面，都在思考怎么做出自己的特点。比如同样反映家庭关系，广州美院研究生于音做了一组虚拟作品《阿姨们的房间》来反映家庭关系，而不是直接去拍摄人物——她在作品中把她爸爸陆续交往的女朋友想象成房间，用软件做出一些虚拟房间，每个房间代表她印象中那些女性的性格爱好。再比如说去年评委会特别奖的获得者吕悦的作品《慢慢地》，她的作品是用碎片化的照片和老照片做拼贴，表现的是疫情期间家里面遭遇亲人变故后，带给不同人的情感冲击，以及怎么处理家庭记忆。个性化表达的作品，越来越多。
北青报：年轻人获奖之后，对他们来说产生了什么影响？
海杰：这个奖我们的目的不是提供奖金，而是给予学生更多的展示平台。学生走进社会很难获得关注，我觉得这几乎是一个断裂的层面。我们做这个奖，会对每个获奖人有访谈，会通过各种媒介大量介绍他们，从他们的角度来说，就是有地方可以发声。那些不是大奖的获得者，我们也在关注他们，也会尽量地给他们介绍一些资源，让他们能够顺利地做一些事情。我知道有很多人也在继续做创作，而且不断在拓展自己的创作思路，比如有的在做雕塑，有的在做装置，有的在做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