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道家,佛家三家对苏轼的影响宋明理学对儒学的发展体现在哪些方面 _生活百科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暂时抛开封建王朝的影响（这点肯定是存在的），而从其他角度来谈谈。我们可以用宋明理学中著名的“存天理、灭人欲”为例子来简单说一下。

最早，《礼记》中提出“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大意是有的人最后成为畜生了，物化了，是因为他泯灭了天理道德，更无止境地追求人的本能欲望（如食、色、财、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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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二程在此基础上提出：“灭私欲则天理明矣。”大意是人如果能灭掉私欲，那么天理道德就能明白地彰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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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又在二程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大意是人心是恶的，大道又是比较精微深奥的（易被人曲解篡改），只有一心一意笃行大道，不偏不倚地研究实践才能成功。因此，圣贤们说了万万千，归根结底是教人去如之前所说的笃行态度去追求大道，灭除人的欲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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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例子我个人认为很有意思，似乎它反应了儒教理论的一种共性化的演变历程。《礼记》本身提出的是造成极端物化的人的根本原因，就好像有人说“做菜难吃的厨子一定学的时候没有认真”；二程在此基础上推演得出解解决人极端物化的办法，就好像有人说“只要认真学习，做菜难吃的厨子还是可以学好的”；朱熹进而又理论推演出明大道的必要条件，就好像有人又说“只有认真学习，厨子才能做出好吃的菜” 。
现在能看出，虽然他们的理论是一脉相承的，但立足点是不一样的。《礼记》重在解释一种现象，二程重在提出一个简单的方法论，朱熹则是在讲要明大道所应具备的基本原则。也即是说，我们暂先不管理论本身实践性或可操作性，单脉络来讲，从小范围现象解释到基本原则的确立，儒教在中国历史实际上走的是与现代一些学术研究相反的路子。现代学术研究常常先从宏观概念开始，然后考察原则，然后有基本的方法论，之后再研究细化理论及其表象用于对前面几者的不断修订、更新、发展。
为什么会这样？我个人认为大概：
一是因为先秦乃至秦汉时期，作为理论发展的初期，主要从现象上了解本质——这符合人类抽象认识的基本过程——而这些本质成为后世展开理论推演的基础，并下意识地想补充前世理论体系化上的缺漏。但这种补充在以儒教思想为官方正统的环境下，又不能做任何修改，必须当做经典或完全正确，适用于解释其他方向，且具备宏观指导性的思想来发展。这就造成了一种错位。而这种错位就是儒教思想被固化的根源——下意识或有目的地否认人类从无到有、从局部到全面、从不完善到逐渐完善的发展过程，反而把早期某领域的解释当做绝对且广泛的真理（现代很多人同样也在犯的错误）。由此在理论的构建上就有内在矛盾处，乃至这种矛盾会影响到整个体系最终的认同度问题上。宋明理学正是在这种固化中，做出了一些不能说错误，但较为片面或不完善的判断，由此被后人，特别是接受和感知了西方近现代体系化理论的人定义为曲解。
二是环境上其他学说无意中提供了支撑。如《道德经》中的治国原则，其实来源于一种解决诸侯混战的特殊设想：怎么解决战乱带来的问题呢？OK，战乱其实是诸侯的欲望连累了老百姓，还要表现功绩让老百姓崇敬他们，甘愿给他们卖命，所以最好“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最好“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为什么诸侯要这么劳民伤财的欲望呢？原来是深怕自己的地位、特权不能保持。那OK，干脆让老百姓吃饱饭，脑袋空空如也， “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由此进一步延伸理论，那天下就太平。进而在宋明两代，儒释道的地位已基本被历史确立，能找到的被奉为经典的理论资料都异曲同工，那“灭人欲才能存天理”这个原则就应该是成立。

儒家,道家,佛家三家对苏轼的影响 宋明理学对儒学的发展体现在哪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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